■刘永正
《泾渭潮》
作者：王福民 王春雷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收到《泾渭潮》的那个下午，我翻开第一页，便再没有放下。王福民老人的口述史，从井庵子的煤油灯写到玻璃厂的高烟囱，从民国十八年的饿殍遍野写到改革开放的千帆竞发。那条浑浊的渭河水，在他记忆里流淌了近一个世纪，冲刷出关中平原最真实的农民命运图谱。
《泾渭潮》的诞生方式本身就值得深究。父亲王福民，一位仅有小学文化的农民、村支书、乡镇企业家，在年逾古稀、双目近乎失明的情况下，用放大镜在方格纸上艰难地“戳”出几十年的记忆。儿子王春雷，利用节假日和驻村工作间隙，历时数年，将父亲的口述与手稿整理成书。
这不是作家“深入生活”的产物，而是生活本身。那个在井庵子降生的孩子，那个辍学务农的少年，那个带领乡亲修丁字坝的汉子，那个在废墟上办起玻璃厂的农民企业家——他不是在讲述，而是在重新经历。书中那些看似粗糙的文字，恰恰保留了最珍贵的生活原浆。王富宽半夜回家叫不开门，跪在母亲窗下又悄悄离去——读到这个细节，我的眼眶湿了。这哪里是写出来的，分明是从生命深处挖出来的。这种“素人书写”的精神，与新大众文艺“人人都是创作者”的理念一脉相承。王福民老人的写作，不为名利，只为“给历史一个交代”。这是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最纯粹的书写。
《泾渭潮》的核心成就，在于它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农村最基层的领导干部群像——生产队长、村支书、乡党委书记、县长。这是一群为老百姓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而埋头苦干的人。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身作则，务实肯干。主人公王富宽当了二十年大队支书，不贪不占，一心为公，在最困难的时候，把自家准备给三叔父的棺材让给了五保户。这样的人，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经常被神化或者妖魔化，唯独没有被真实地呈现过。《泾渭潮》做到了——它有血有肉地写出了一代农村干部的坚守与挣扎、荣光与遗憾。
书中还塑造了“八大金刚”“十三太保”等一群鲜活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形象。每个人物都带着泥土的气息，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乡村群英谱。还有那些母亲的形象——四代女性，像渭河的水一样，沉默地滋养着这片土地。她们的故事或许没有男人们的那样跌宕起伏，但正是她们，构成了这个家族、这个村庄最坚韧的底色。
《泾渭潮》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它对关中方言的活态运用。作者不是简单地堆砌方言词汇，而是将方言作为塑造人物、营造氛围的“文学工具”。“倩蛋蛋”（宝贝）、“瞀乱”（心烦）、“犟脖颈”（固执）、“瓷锤”（不灵活）——这些方言词汇不仅是人物对话的工具，更是人物性格的直接体现。书中穿插的童谣、劳动号子、顺口溜，既调节了叙事节奏，又生动地反映了特定时代民众的心理和智慧。更难得的是，作者通过“不踏犁沟”（不讲道理）、“干指头蘸盐”（不付出而索取）等俗语，将关中人的生存智慧浓缩于语言之中。
《泾渭潮》的创作，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特色：父亲的口述是底本，保证了历史的原汁原味；儿子的写作是升华，赋予了作品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考。细读之下，两位作者旨趣、思维、文路和笔法不尽相同，但作品依然保持着完整的主题结构。父亲的讲述充满了生命本能的冲动与感性记忆，如对饥饿、对土地、对奋斗的刻骨铭心；儿子的整理则加入了理性的历史梳理与文学性升华。这种“父与子”的视角交织，使得作品既有历史的温度，又有反思的深度，如同两代人坐在炕头，一边讲述，一边解读。
《泾渭潮》的价值，不止于文学。从民国十八年年馑、土改、合作化，到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兴衰，作品以文学形式串联起中国近百年农村变革的全过程。书中详细记录了“土地证”的样式、“工分制”的计算方法，甚至“尿素裤”的来历。这些细节是正史中难以找到的“活化石”，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史、经济史提供了珍贵的民间样本。
这部书，值得每一个关注乡土、关注时代的人，静心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