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
《白鹿原》无疑是一幅时代的乡村画卷，犹如《清明上河图》般民俗描摹的真迹。即便只是一个很小的情节，仍能饱满地演绎农村和农民的特性，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
数千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对生产资料的获取有着沉到骨子里、沁到血脉里的热情和执着，尤其是对土地的占有和耕耘几近贪婪，且倾注全部身心。白嘉轩积累了足够的资产，当鹿姓小伙吐露出卖半亩水地的意向，初始认知让他立即做出买进的决断，并想出了合法流程——找中人过户。且许诺了诱人的条件，“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粮食可以，要棉花也可以。”甚至递进着许诺，“你朝中人开个口我连回话都不讲”，暗示鹿姓小伙可以在理想价格上再加个价他都会答应，因为他的心理价值承受底线是几倍于平时的合理代价，目的是把肥美的土地拢到自家名下。哪怕要价已出，即刻便可成交，他竟主动提出“再加三斗”粮食。如此豪爽，实属意外，简直是为获取农家第一心仪之物不惜血本。
毫无疑问，土地历来是农家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万不得已不会出卖，这让悉心收购的人的热情与期望大打折扣，往往是有价无市的局面。有人出卖土地，而且还是三倍于普通土地收成的肥美水地，当然可遇而不可求，虽然只有区区半亩，但也会惹起狼见了肉的贪婪。当心仪的土地即将到手，竟然还在原价上“再加三斗”，仿佛夙愿得偿后的“酒肉管够”，既骄傲又坦荡。在满足自身对土地渴求的欲望的同时，这番壮举为他赢得了村民的赞颂，被视为“罕见的豁达”，甚至“当作慈心善举”。
良好名声和高性价比交易的效应，引来李家寡妇主动上门。她虽然只出卖六分水地，但白嘉轩根深蒂固的土地占有欲让他有些昏头，忘记了“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训诫，竟然一口应承，甚至还同情地表示“孤儿寡妇，甭说卖地，就是周济给三斗五斗也是应该的”。六分水地，很小的一块，但本着剜到筐里就是菜的朴素原则，以及集腋成裘的思维倾向，仍照单全收。白嘉轩的失策，在于他低估了“妇人见识”；于是，无妄纷争不期然地登场。
土地纷争是既古老又传统且盛演不衰的曲目，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始终是非常重要的生存活动。在那块仅有六分的水地上，白嘉轩与鹿子霖展开了争夺土地的较量，哪怕揭下族长的面具也要捍卫自己获取土地的权利，当众大打出手，把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也不放弃，进而引发一场两个家族间的群殴。其根源不难理解，是农家对土地占有和使用的执着在作怪。尽管始作俑者是李家寡妇，她竟然“一家女许了两家”，并希冀从中谋取最大利益。但是，白、鹿二人获取土地却是处心积虑的。鹿子霖在出手之前曾咨询过可称得上开明乡绅的父亲，其父对土地的执着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没有制止或化解矛盾，反而默许进而鼓励，以至儿子鹿子霖决然押上全部身家。在得知白嘉轩要打官司时，他几乎是发誓般地表示“官司一定要打，打到底！倾家荡产也要打赢这场官司”。此类事件一般都会难以收场，最终演变为世仇，并世世代代流传或继承下去。这是乡村中屡见不鲜的现象，短时间内基本无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及时或适时登场，才是维系和谐民俗传统道德的阻拦索或抑制剂。首先出场的是中医堂的冷先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信条让冷先生自带了劳心者治人的光环和威望，解纷息争的本分，让他挺身而出居中调停，但收效仅为“住手”，并不能如愿化解矛盾，而矛盾又是双方主观愿望根本不愿意化解的。于是，更为形而上的大儒朱先生出场，以运筹帷幄的方式分别给纷争双方递出一首罢斗息讼的诗。随即，令人赏心悦目的场景出现，由冷先生出面撮合，白嘉轩与鹿子霖不仅握手言和，甚至“重归于好而且好过以往”，还都“慨然提出地归原主”。另外，还周济李家寡妇些粮食和钱，从而挣得了县令亲题的“仁义白鹿村”碑刻。
这结局自然是这片热土上的人所期许的大团圆收场，而事实上陈忠实先生正是通过这一细小的情节，抒发出了他那有着乡村情结的文学家的理想化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