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贵高
我始终有一个困惑：小说《白鹿原》被称作“史诗”，史诗里不是应该有英雄吗？可白鹿原上似乎没有英雄。
白嘉轩不是，他挺直的腰杆里装的是宗法制度，他守护的祠堂庇护过族人也逼死过人命。鹿子霖不是，他的精明里全是小农的猥琐与算计，一辈子都在跟白嘉轩较劲。黑娃不是，他的反抗里带着骨子里的卑微与反复，做过长工、当过土匪、参加过革命，最后又跪在祠堂里认祖归宗。田小娥更不是，她的身体是男人欲望的容器，她的反抗不过是在容器上砸出几道回响，最终连那些回响都被黄土掩埋。就连朱先生也不是，他那身“只问学问不问世事”的清高，不过是一种逃避。
小说《白鹿原》里没有英雄，只有一群在时代洪流里挣扎的“蝼蚁”。后来我想明白了：恰恰因为没有英雄，《白鹿原》才是真正的史诗。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从来就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由无数蝼蚁般的人用血肉之躯堆积出来的。陈忠实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塑造了几个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他撕掉了所有遮羞布，让我们看见“蝼蚁”的真实面目。如果白鹿原上的人们活在今天，他们会变成什么？
陈忠实耗尽心血写出的这部“垫棺作枕”之作，在今天这个时代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得出一个让自己不安的结论：陈忠实耗尽生命想要留住的东西，恰恰是这个时代正被一些人抛弃的。他在寻找民族的根，有些人却在拔根；他在追问人该怎样活着，不少人只关心怎样活得更爽；他在书写土地的沉重，一些人正在学习如何轻飘飘地悬浮。有人说这是进步，也许吧。但我忍不住想问：当我们把所有的沉重都卸掉之后，真的变轻松了？还是说，我们只是把沉重从肩膀转移到了灵魂，用另一种方式承受着另一种重量？
《白鹿原》里有一句话我始终忘不掉：“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这话听起来励志，但陈忠实其实在说另一件事：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熬”，不断地“挣”，所谓的辉煌不过是熬过痛苦之后喘口气，然后继续熬。这才是真相。说到底，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那个时代的黑暗，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轻浮。他用一生的沉重，映照出我们集体性的逃避。用“进步”为自己的肤浅辩护，用“创新”为自己的浮躁正名，用“多元”为自己的无根性开脱。
那么，陈忠实的文学精神对当代创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不是要我们去复制他那种苦行僧式的写作方式，而是要我们重新学会几样已经被遗忘的东西——学会承受复杂，而不是简化。白鹿原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白嘉轩维护乡规族约，却也在饥荒年逼死过交不起租子的佃户；鹿子霖投机钻营，却也在关键时刻给过黑娃一条活路；黑娃杀了人，也爱过人。今天的一些小说呢，好人好得完美无缺，坏人坏得莫名其妙，爽文爽得毫无逻辑。这不是文学，这是精神快餐。真正的文学，必须承受人性的灰度，承受那种“好人身上有魔鬼，坏人身上有天使”的复杂。
学会承受苦难，而不是逃避。苦难在今天被污名化了，很多人觉得苦难就是失败。小说《白鹿原》告诉我们，苦难是人的常态，逃避苦难才是真正的失败。田小娥的一生是苦难的，但她至少真实地活过、反抗过。今天那些在滤镜和美颜里活着的“人生赢家”，有几个敢说自己的生命比田小娥更有分量？学会承受慢，而不是追求快。陈忠实写了四年，换来了五十万字。如今网络小说多要求日更万字，这不是效率问题，这是尊严问题。当写作的速度超过思考的速度，写出来的东西还有灵魂吗？当阅读的速度超过理解的速度，读到的内容还有意义吗？
白鹿原上的幽灵没有消散，它们只是换了面孔，住进了我们的焦虑和空虚里。陈忠实走了，《白鹿原》还在。它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像一个沉默的质问：你们这些人，活得这么轻飘飘的，对得起那些在土地上挣扎过、熬煎过、死去的灵魂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许唯一的回答方式，就是拿起笔，老老实实地写下第一个字。不是为了流量，不是为了点赞，只是为了在这个轻浮的时代，给自己留一点重量。
这是陈忠实教的最后一课：文学不是用来逃避生活的，文学是用来承受生活的。而承受，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