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益茂
1974年，在西安市南泥湾“五七”干校初识陈忠实。
当时，他是灞桥区毛西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已颇有名声，作品常见诸报端、刊物上。我是市六十五中教师。初次接触，陈忠实人如其名，生活俭朴，穿着粗布衣，腰别旱烟袋，丝毫没有架子。
慢慢熟悉了，方才知道，陈忠实和我不仅是乡党，还是校友，同毕业于西安市三十四中。我1959年高中毕业，他1962年高中毕业，在校从未谋面，都是文学爱好者。在高中时，我们年级几名文学爱好者创办了“春芽文学社”。我也是文学社一员，经常为“春芽”墙报投稿且不时发表。
1959年7月，我毕业离校。陈忠实当年9月入校，高二时和班上几名文学爱好者共同创办了“摸门小组文学社”，同时出版“新芽”墙报。他说，“新芽”寓意“小荷才露尖尖角”，发表文学社和爱好文学者的散文、小说和诗歌。在创刊号上，首先发表了他的散文《夜归》；时隔四年，此文经过修改，发表在1965年3月8日《西安晚报》上，题目改为《夜过流沙沟》。
1978年7月，我调回母校任教，陈忠实则调到灞桥区文化馆任副馆长。文化馆设在灞桥镇，与母校市三十四中仅一桥之隔；他的长女在那里读书，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他写的作品经常让我来看。他的中篇小说《接班之后》，被西安电影厂拍成故事片《渭水新歌》公演，我和他一起在灞桥影剧院观看并探讨剧情。
虽然我是学数学的，但也爱好文学，豆腐块文章常见诸报端，对文艺作品特别是陈忠实的小说感兴趣，每篇必读。1983年，我担任文科班的数学课老师；同学们知道我和陈忠实的关系，就让我请他作一次讲座，他没有任何推辞。至今，文学班的同学清楚地记得,当时陈忠实讲座的题目是《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1982年，陈忠实调到陕西作协，成为专业作家。《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后，母校不时会邀请陈忠实回校作报告，他分几次讲述《白鹿原》的创作经过、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写作体会。每次邀请他，我必陪之。陈忠实在母校创办的“新芽”墙报，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学弟学妹们留下宝贵的财富。1985年，文学社的负责人给陈忠实写信，邀请他开办文学讲座、辅导写作。陈忠实回信说：“在学生中成立文学社，对于文学爱好者大有好处，我如果能起到一点作用，是义不容辞的……如时间合宜，自无不可。”不久，他便回到母校，和文学社师生商量将文学社更名为“春柳文学社”，并亲笔题写，一直沿用至今。
陈忠实非常支持母校“春柳文学社”活动，再忙也要抽时间去，还给师生赠送签名著作《白鹿原》和他撰写的《创作感受谈》。学校要给学生和文学社开辟一个阅读活动的场所，负责人找到陈忠实请他题写牌匾，他说：“我的毛笔字不适合写牌匾，不好看。”但没过几天，他还是托人将写好的“学生活动中心”牌匾送到学校，该匾至今悬挂在那里。
陈忠实走了，但母校市三十四中的文学社“春柳”花繁叶茂，延续着陈先生对文学、对梦想的执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