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燕
白鹿原，于我而言，并不十分陌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长篇小说《白鹿原》首版问世，彼时我正读高三，还是个满脑子文学梦的女孩。可惜家境贫寒，没有余钱买书，只能望“书”止渴。待到六月份毕业，我揣着一股闯劲外出务工，进了一家厂子打杂，管吃管住。一到晚上，厂宿舍里那盏不用掏电费的大瓦数电灯，亮得让人心里踏实。
巧的是，印刷厂陈厂长是教师出身，办公室的书柜塞得满满当当。一日路过，见他办公室门没锁，我下意识往里一瞥，竟看到他正捧着一本《白鹿原》看得入神。一个大胆的念头瞬间冒了出来——借书。我羞赧，终究鼓起勇气开口，陈厂长摆摆手说自己还没看完。我急中生智说：“咱们可以倒班看。你白天读，我晚上看。”也许是我的诚恳打动了他，他终于松了口，临出门时还再三叮嘱：“一定要爱惜，万万不可涂画。”爱书之人哪能不懂惜书的道理，我连忙点头答应。
农历十月，秦岭腹地的天气渐渐冷透。晚上一下班，我就火速冲回二楼宿舍，钻进被窝，借着明亮的灯光，一头扎进《白鹿原》的世界。床头临河的窗缝里钻进来的寒气，冻得人直打哆嗦，我不由裹紧被子，可一读到白、鹿两家的纷争纠葛，便顾不上冷意侵袭。次日一早，我准时把书还给陈厂长。就这样，我们错峰阅读，足足持续了两周。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对陈忠实老师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近乎膜拜。
只可惜，那时我与白鹿原的地理距离还隔着千山万水。后来，我定居西安，第一件事便是直奔书城，买回一本属于自己的《白鹿原》。坐在自家客厅里重读，或许是心境和阅历早已不同往日，顿觉字里行间，灞河边的风、白鹿原上的土，还有那些与土地同呼吸共命运的百姓，都生动、形象、鲜活了起来。这哪里是一本小说，分明是一幅原生态的民族秘史——朱先生的儒雅通透、白嘉轩的刚直执拗、鹿子霖的圆滑世故，还有白灵的热烈、田小娥的悲苦、黑娃的挣扎……一个村子，就是一部沉甸甸的人情史书，冷暖悲欢，尽在其中。那时我便想着，一定要去一趟白鹿原。可这个念头，终究被生活的琐碎搁浅了。
日子渐好，孩子渐长，琐事渐增，我对文学的痴迷却愈发浓烈。等到白鹿原影视城建成的消息传来，我知道，这趟寻梦之旅再也不能等了。当看到陈忠实老师的老式台灯、三斗桌、单人沙发，还有那辆半旧的自行车，我眼前仿佛浮现出他在老宅伏案六年的模样：日夜构思，笔耕不辍，骑着自行车走遍白鹿原的角角落落、蓝田县档案室和华胥镇，寻访老者，搜集素材，只为还原那片土地最真实的模样。我坐在那张单人沙发上，盼着能沾上几分先生的才气；扶着自行车把静静思忖，暗下决心，也要效仿先生，扎根民间，去获取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去伪存真，去糙留精，写出真正接地气的文章。
从那以后，我常常走进村子，陪着老者晒太阳、拉家常，轻声询问那些尘封的往事，多方求证，反复打磨，才敢下笔成文。也许正因如此，我的文字才有了底气，敢于拿出来示人。我自知没有陈老那般的才气，却始终坚信“我手写我心”，而这份坚持的源头，正是那部《白鹿原》。我或许写不出一部百年之后能拿来垫枕头的力作，但我会守着这份初心，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写人民喜欢的故事。
在影视城的陕西文学未来浮雕墙前，我特意钻进造型孔里留影。那一刻，阳光落在肩头，我仿佛听见了来自白鹿原深处的回响，那回响激励着我在文学创作的路上，一步一步，坚定前行。我站在陈忠实先生的铜像前，瞻仰了许久。先生跷着二郎腿坐着，一手搭在座椅扶手上，另一只手夹着烟卷，目光望向远方，凝神静思。我猜，那一刻，他的脑海里定是翻腾着白、鹿两家祖孙三代的恩怨情仇，正琢磨着如何将那些鲜活的人物、跌宕的情节，化为笔下的字字珠玑。
陈老的笔力，实在令人叹服。五十余万字，囊括了两个家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字里行间尽是苍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沉淀。他将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变幻莫测的命运轨迹，还有风起云涌的历史浪潮，不着痕迹地交融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大家手笔。这部书，给了我太多启示与鼓励，促使我在写作之路上不断探索，学着去关注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刻的思考、反思、发掘。
陈老离开我们，已然十年了。追思之际，我抬头望向白鹿原的方向，又低头摩挲着手中的《白鹿原》，忽然真切地感受到，他就是矗立在白鹿原上的一座不朽丰碑，既是文学丰碑，亦是精神丰碑。致敬陈老，追思陈老，再读小说《白鹿原》，我仿佛又一次走进了那片沉静的关中大地，耳畔是白鹿原上经久不息的大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