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彪
说起来，已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
患胃癌的老皮匠，躺在港下公社卫生院的病床上，我在病房里陪着。老皮匠名叫邹永福，是生产队里的五保户，年近70岁，认识他的人，都喊他老皮匠。上小学四年级的我，小时候是他照看抱大的，星期天，父亲用自行车把我驮来。
我懵懵懂懂的，全然不知胃癌的凶险，只是觉得几天没见，老皮匠怎么像只煨灶猫，在床上缩成一团，连话也懒得说了。偶尔给他倒个水、递个夜壶，充斥着浓浓的消毒水味。院子里葡萄架上一串串葡萄，吸引了我更多的注意力。
几天后，生产大队来人，交了住院费用，保守治疗的老皮匠，回到了戴店村庄的家里。 3间低矮、陈旧的瓦房，坐东朝西，紧挨打谷场，老皮匠住在最南边那间。墙壁，青砖砌成，内外都没有粉刷。南墙的木头柱子与砖头间，已有或大或小的缝隙，不知哪一天，风啊雨啊的，就直接吹打进来了。北墙上有个马桶盖大小的窗洞，3片青黑色的瓦把它分成3部分，3个稻草把塞在里边，既能挡住雨，又能透点光。朝西开的门洞上，是扇下部缺损的木板门，没有门闩，晚上睡觉时，就用一张方凳紧紧靠着。
屋内东北角上有张床，砖头垒起来，成人膝盖高，铺有稻草、褥子、被子，上面吊着蚊帐，下摆胡乱塞在褥子底下，床边有马桶、夜壶。东南角，2张长凳上，放了个大纸箱，装着些破旧衣服。房子中部，左边靠墙处，是个米缸，右边靠墙地上，扔着锤子、锥子、鞋楦等，是曾经皮匠用的家什。单眼砖砌炉灶，在进门右手处；还有大小2张方凳、杂物若干。这些，就是老皮匠的全部家当。
老皮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吃光用光，身体健康；肚皮滚圆，满面红光。”他是新中国成立前从苏北过来，定居戴店的；靠“上鞋子”谋生，也就是人家做好了鞋面，纳好了鞋底，他帮着“组装”上去，收点手工费。没有成家，没有子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年满60岁后成了五保户。老皮匠的口粮、柴草、食油，按一年80元钱的标准，由大队定额供给，生产队分配实物，大致能分得稻谷420斤、小麦80斤、食油4斤；按1斤粮1斤柴的标准，还能分到5担柴，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穿衣服，更马虎了。一年大半时间，穿的是同一身，上下都是灰色的，天冷时是棉的；暖和些时，去掉棉的里子，就是单的；大热天，常常光着膀子。按理，每过几年，可向大队申请几块钱，买布做身衣服；可我记忆里，他的穿着一直没变。
零用钱，主要靠粜点粮食，还有1分几厘自留地，种点黄豆等卖。农作物刚开花，他就找好买主，让人家预付一点钱；收割后，再做成买卖。一年中，便有若干次，口袋中有两三元钱，这便是他的高光时刻，除了留点必需的吃茶、抽烟开支，会到蠡漍街上奢侈一下，喝几回老酒。每次喝酒，几乎都喝醉，跌跌撞撞往回走，嘴里“呜哩哇啦”的，听不清说的啥，似乎在诉说着什么，也好像在骂人；走着走着，可能会突然倒在路边，打着呼噜，喷着酒气，睡上几个小时。他好抽烟，用的是旱烟袋，便宜的烟丝装在铁皮盒子里，但不时“断炊”。从他住处到我家，不到200米的村巷路上，常常传出烟锅有节奏敲打铁皮盒子的声音。
多次听人议论，老皮匠，还有生产队里的其他五保户，靠着“五保”制度，达到了一般村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吃嘴多的人家，日子还要好一点。
老皮匠中等偏矮个头，身体一向壮实。照看我时，做得最多的事，是带着我在田野里转悠，或抱在手里，或骑在脖子上，或坐在一侧肩上，或用一块长条形的青色土纱布，一端捆在我腰间，一端抓在他手上，牵着我走，嘴里哼着他自编的顺口溜。走着，走着，就到了邻村，外婆家所在的后市村，二姨家所在的斗里村；田里劳动的社员，便熟识了老皮匠和我。很多年后，走亲戚时，有人打趣：“呀，这不是‘老皮匠没有菜，建彪不开怀’吗？”还有人说：“那时你坐在老皮匠肩上，远看像老鹰，牵在老皮匠手里，又像摇摇摆摆的鸭哩。”
除了村巷田头转悠，夏天会在屋旁的石河里一起冷浴。他水性好，有一次潜水，故意憋了好一会；在河边浅水里扑腾的我，看着久久平静的河面，吓得哭了起来。他还带着我，到蠡漍茶馆店吃茶，中窑浴室泡混堂，乘“顾山班”轮船，坐利农砖瓦厂小火车……
我家不付工钱，也没钱付，当时能吃饱饭的，就算好人家。中午做饭时，母亲多放几把米，老皮匠一起吃碗饭。家里招待亲戚朋友，会叫上他。一日，准备一起去外婆家吃晚饭；他挺讲礼数，清晨上蠡漍吃茶时，扎回来一篓烧卖，挂在我家灶膛间的猪圈上面。晚饭前出发时，突然发现烧卖没了，只见竹编篓子被踩在猪屎烂泥里，瘦瘦的长毛猪，嘴里哼哼着，来回转悠，很激动的样子。我们都感到奇怪，烧卖离地面有不少距离，是怎么掉下去的？狗急了要跳墙，难道猪急了会跳高？
日子，如小河的水，不紧不慢流淌。不知哪一天，我忽然感觉到，老皮匠没有以前壮实了，背有点驼，走路慢了；弯腰抱几岁的孩子，试几下才能站起来。似乎没过多久，老皮匠因为肚子疼，吃不下饭，没有力气，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胃有大问题，且只能打针吃药挂盐水了。
出院后，生活主要在床上。母亲每天给他端点饭菜，隔几天倒个马桶；生产队里也有其他人，间或去看看他，帮着做点啥。我每日上学时，斜挎着书包，从家里出来，拐到他屋门前，趴下来，手从门上的缺损处，伸到门里头，把方凳推翻，然后站起来，推门进去，把夜壶里的尿倒到房后竹林的粪缸里，再去石河边荡涤干净。
进入暑假，我天天斫草干。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到8月中旬，已瘦得皮包骨头，一天吃不下几口饭，也说不了几句话。我站在床前，他胸脯起伏着，声音微弱：“我快死了，你来得少了。”语中有埋怨之意，我既伤心，又自责。
几天后，老皮匠去世了。大队出钱为他做了寿衣，生产队里摆了几桌素饭。一辆手扶拖拉机，拉着老皮匠遗体；5个社员、亲戚，还有我和妹妹，到査桥火葬场，送了他最后一程。
几十年里，每年清明节回港下扫墓时，我都会到老皮匠墓前，默默站一会儿。我也常回戴店老家，与村上人扯扯家常，有时会说到老皮匠及其他五保户，偶尔也会谈论特困供养人员的现在和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