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沣河东岸的诗经里景区，有一池依照古意复建的湖水，取名灵沼。3月13日，站在灵沼湖畔，陕西水利博物馆工作人员张佳佳向记者道出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如果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很难想象3000多年前周文王开凿的那口古塘，就隐没在农田之下。更难想象的是，这个写进《诗经》里的名字，藏着中国渔业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於牣鱼跃”
写进《诗经》的皇家鱼塘
“长安地处内陆，但这里的人吃鱼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张佳佳娓娓道来的故事，要从周文王迁都说起。3000多年前，周文王从西岐迁都至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在此筑台修沼。正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载：“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留下记载：“丰水北经灵台西，文王又引水为辟雍、灵沼。”
据介绍，灵沼与灵台、灵囿并称为“三灵”，共同构成西周皇家园林体系。灵台用于祭祀、观象、誓师；灵囿用于驯养家畜、试种作物；而灵沼之“沼”，本指水泊——因筑台取土形成洼地，地下泉水涌出，自然成塘，后经疏浚整理、连通沣河，得名“灵沼”。这里自古盛产瑞莲，花开被视为丰年吉兆，又因水源丰沛，逐渐成为鱼跃人欢的富庶之地。
不过，让这片水塘载入史册的，不是荷花，而是水里的鱼。
“王在灵沼，於牣鱼跃。”张佳佳为《诗经·大雅·灵台》里的这八个字连连称道，“画面全出来了——周文王站在池边，满池子的鱼啊，活蹦乱跳，多得让人惊喜。3000多年前，一个王站在池边，看到的不光是水，是满池子扑腾的鱼。鱼多得能让他高兴，说明什么？说明那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下河捕捞，而是会养鱼了。”
从“捕”到“养”
《周礼》中记载官府设有“鳖人”一职
捕鱼与采集、狩猎一样，是远古先民获取食物的三大方式之一。殷墟甲骨卜辞中已有“在圃渔”的记载，表明商代已在固定水域进行鱼类蓄养，但仍属于依托天然水体的粗放形式。
真正实现从天然捕捞向人工池塘养殖飞跃的，正是西周时期的灵沼。
灵沼地处秦岭北麓冲积扇，地势南高北低，地下水位高，又有沣河水补充，水质清澈、水量充沛，为鱼类栖息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考古人员在丰京遗址中发现的“蚌制品”“蚌刀”等物，都印证着这片土地悠久的渔养传统。《周礼》中更记载官府设有“鳖人”一职，专司捕取龟、鳖、蚌、蛤等水产——可见当时养殖业已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产业。
“就像从采野果到自己种地，从打猎到家养牲畜。灵沼就是中国养鱼的‘第一块试验田’。”张佳佳告诉记者，相传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受此启发，撰写出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著《养鱼经》，系统总结建池、蓄水经验，提出“以六亩地为池”“池中九洲八谷”，可见当时对养殖环境已有科学认识。至汉代，养殖业规模空前。《史记》记载“水居千石鱼陂”，一年可产鱼千石；《西京杂记》描述汉武帝凿昆明池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池周回四十里”——吃不完的鱼，拉到长安城里卖！
可以说，从灵沼开始，中国人学会了在土地上耕种五谷，在水面下“耕种”鱼鲜。
一方古沼，让地处内陆的长安人早早实现了“吃鱼自由”，更映照出中华民族在利用自然道路上的深远智慧。
（记者 张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