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高额彩礼”问题成为代表们关注的一项重要社会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提出，可以制定彩礼限额，并对低彩礼结婚的家庭给予创业、就业政策上的激励，她表示：“尽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我建议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这一建议引发热议。
彩礼，本是传统婚俗中表达心意、联结两家的礼仪载体，核心在“礼”不在“利”。然而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地方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的高额彩礼之风却愈演愈烈，彩礼被异化为“明码标价”的交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456元，可一些地方的彩礼动辄就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这不仅给年轻人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还会衍生出骗婚、婚托、彩礼纠纷等社会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天价彩礼”，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已经是中央一号文件第7次关注高额彩礼问题，足见治理高额彩礼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此次李燕锋代表提出“彩礼金额不超过6万元”的建议，并非要否定传统习俗，而是给失控的彩礼“踩刹车”、给畸形的风气“定规矩”。这个数字兼顾了多数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既保留了彩礼的象征意义，又斩断了高额彩礼的攀比链条，让婚嫁回归重情轻利的本质。这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高度契合，彰显出治理婚俗陋习、减轻群众负担的坚定导向。
治理高额彩礼是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既要在观念上破除“彩礼越高越有面子”的畸形认知，倡导正确婚恋观、家庭观；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加快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弱化“彩礼养老”“结婚防风险”的现实依赖；更要发挥基层自治作用，用村规民约、榜样示范培育文明新风，让低彩礼成为家门光荣、高彩礼成为“没面子”的事。 （杨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