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昱
天寒地冻，雪飘冰封。不经意间，腊月迅疾而至，人们终于可以缓一缓行进的脚步，转入迎年、忙年的活动中来了。
进入腊月，过年的氛围和感觉一天比一天浓烈，集市也日渐兴旺。和煦的暖风，把年集的热闹与欢乐、喧腾与喜气，送到千家万户。于是，人们闻风而动，奔赴年集，品尝浓郁的年味，享受人间烟火的鲜活。我想，这自然是一年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集市。赶年集，就是腊月不可或缺的主题活动，是国人独有的乡土浪漫。过年，就是要用一个腊月的时间来酝酿。
集市的起源，可追溯到史前。早在神农时期，就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市场雏形。至汉代时，岁末集市开始凸显“置办年货”的属性。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有了综合性的集市，为年集打下了基础。到了明清时期，年集已经成规模化，也成为宗族聚会、邻里社交的重要场所，仪式感极强。
印象中的年集，总是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热闹和喜庆，红的春联、金的“福”字，被高高挂起，迎风招展，像一串串点燃的火苗。卖窗花的大娘手执红纸，剪刀翻飞间，一幅幅喜鹊登梅、年年有鱼（余）的图样，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案板上各种肉类油光锃亮，码得整整齐齐；青萝卜、红辣椒、黄柿子、紫茄子、白菜等，像打翻了的颜料盒，把腊月的日子染得色彩斑斓、明丽鲜亮，平时不见或罕见的商品都会在此时出现。
记忆中，上会赶集大多都靠走，有些人会骑自行车，但更多的人喜欢走着去。对于常年劳作，习惯于步行的农人来说，十里八里，优哉游哉，说话功夫就到，骑车反多了个累赘。孩子们则唱着跳着、打着闹着，不知不觉就到了镇上。一年中很少出门的妇女，在田野辛勤劳作的汉子，甚至行动迟缓的老头、老太太，都会在腊月里到集市走一走、看一看，也许是选购自己思量了好长时间的一件用品，也许是采购过年必需之物——从家具衣服到肉菜糖果，从锅碗瓢盆到年画红烛。更多的人则喜欢“逛”，逛年集是一种娱乐，是对生活的享受，有点像城里人逛公园、看风景。但集市上的诱惑五光十色、层见叠出，逛公园怎能有这样的趣味？
进入腊月，集市上一如既往地挤满了人，数百米长的街道拥挤不堪，黑压压的人群看不到边际。人们把要卖的东西一摊摊摆放在地上，购买者蹲下来挑选、讲价，冷不防就会被身后的人流碰倒，跌个四仰八叉，惹得众人哈哈大笑。人潮在集市里涌动，摩肩接踵，却不见半分烦躁。挎着竹篮的妇人，会在菜摊前挑挑拣拣；须发花白的老者，常在春联铺前驻足旁观。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与熟人相见时的欢声笑语，织成一张热闹的网，把每个人都网进年的期盼里。
腊月的集市，是儿童的乐园。兴高采烈的孩子们，攥着爹娘给的零花钱，眼神里满是藏不住的喜悦。家庭的温馨，在这里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平时再抠门的家长，到了这时也会变得慷慨大方，只要是孩子喜欢的玩具、衣服，都会毫不犹豫地付款买下；馋嘴的孩子，这时候想吃什么都能得到满足。腊月集市上，自然少不了杂耍表演，孩子们是最忠实的观众。
家乡人把集市叫“会”。我们村附近有两个“会”，东有阎良，西有大程；阎良是逢阴历日期“二、七”成集，大程则是“三、六、九”为“会”。这两个会特色鲜明，各有千秋：阎良的集市更倾向于城市居民的喜好，大程的集市则更贴近于农人生活。不同风格的年集，任人穿梭其间，把日子烘托得热热闹闹。
儿时，男孩子逛会的终极目的，就是给自己买过年期间燃放的鞭炮。女孩子逛会的重点，则是到百货商店的花布柜台，为自己挑选过年所穿衣服的布料。早年穿衣大多靠自家做，虽然也有成品衣服出售，但还是自己做的合身又省钱。
腊月的集市，自然是买家与卖家的狂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高大上的年货是家电，先是电视机、洗衣机，后来是铺天盖地的音响或VCD。辛苦了一年的人们，总想在这时“犒劳”一下自己；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人们似乎都变成“剁手一族”，再节俭的人此时也免不了奢侈一回。
近年来，置办年货不再扎堆，但腊月集市的人流并不见少，其繁华热闹的气氛一如既往。有人说，过年不赶集，年味少一半。赶年集是民俗，是文化，蕴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