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利
1982年初夏我住院的十三天，正是陈忠实创作《初夏》等小说的关键时期，他却每天都抽时间前往病房询问病情。
我和陈忠实相识在1978年。那时，我在十里铺公社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常去灞桥区文化馆找程英老师学习交流。当时，陈忠实老师是文化馆负责人，也是专职文学干部。他厚重睿智的气质，酷爱文学、追求艺术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特别是看了陈老师的获奖作品《信任》后，钦佩之心油然而生，更喜欢去区文化馆聆听他的创作心得。他也常将自己作品的初稿念给我们听，用心聆听我们对他文章的感受。如此一来二往，我和忠实老师渐渐地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1979年，陈忠实老师家里计划盖房子，向公社申请了四寸木材的指标。在那个时代，个人能获得木材指标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有了指标才能到西安市木材三站购买。我当时工作的十里铺公社，就在木材三站斜对面。不少人想在木材三站买椽、檩、板材等，都在十里铺公社托人。陈老师也是如此，他想给家里买木椽，第一个想到的是我。
三月初的一天，天气灰蒙蒙的，陈老师穿着一件黑蓝色的外衣，脚蹬一双解放鞋，拉了一辆架子车来到十里铺公社找我。他满头汗水，手拿一张介绍信，说明来由。我说：“陈老师，走，我和你一块到对门木材三站去办手续。”陈老师高兴地点了点头，和我一同到了木材三站。近百亩大的木料场里，人来人往，繁忙一片，人们穿梭在一垛垛堆积四五米高的圆木、板材间，挑选自己需要的木材。
木材场的朋友，领着我们直接到椽垛前挑选。“这好、这好。”陈老师停在一堆又粗又直的松木堆前，说他看上了这种木材。我说，“这种木材好是好，缺点是太粗，你的指标只有四寸，买不了几根就把指标用完了。”于是我们在木堆间钻来钻去，终于寻到粗细合适、长短皆宜的木椽。陈老师用手指“这个、这个……”工作人员用粉笔在木椽头上一一画上记号。估摸快够了，我们上到木堆顶上，把挑好的木头一一翻腾出来。凡发现中间弯曲的、破裂的，又都做了调换。等工作人员计算好尺寸，我们开始装车。陈老师说：“咱的路长，要捆牢靠。”出了木材三站，走到十里铺街道，我们都浑身是汗。陈老师说，“同利，大事办好了，咱先歇一会儿。里头不让抽烟，咱现在过个瘾。”陈老师和我坐在道沿上，他用纸片卷着旱烟抽，我抽宝成烟。回去的路上，陈老师驾辕，我在旁边拉绳。一路上，我们边走边交流。
陈老师说：“同利，写作关键是热爱，要把能感动自己的事情写出来，要把自己的情感写出来，才能打动别人。”走到灞河边儿上，他说：“我就爱这个灞河，从小在灞河边长大。你看灞河的流向与其他河不同，其他河向东流，灞河一个劲朝西流，挡都挡不住。灞河自古故事多。我写的《初夏》，反映的就是咱灞河边儿上的青年人扎根农村改变面貌的故事，一会儿回到家我给你念。”又一次休息时，陈老师问我：“你是十里铺人，木材三站地方向北再走是啥地方？”我说：“我知道，就是尹家街、杜家街……”陈老师答：“是新房村。新房村党支部书记，老汉很能干，村里农、副、渔都好。我以他为原型，写了短篇《信任》，得了个一等奖。”
架子车到了空工院门口。陈老师到东李村从西数第三家端出了两缸子水，我们喝了。陈老师说：“往前就快到了，我一个人能拉回去，你就不去了。”我说：“不、不，我已经来了，把你送到家。”过了马什字、马渡王，就到了西蒋村。进了家门，屋里没有人。陈老师说：“哎，老婆下地去了。你看咱吃啥，我给你做。”我说：“不吃了，不吃了，我把你送到家就行了。”我便又循原路回到十里铺。陈老师原本说要给我念《初夏》的，也就没有念成。
1982年初夏，我患上了重型出血热。出血热在当时被称为生命的第一杀手，治愈率低，死亡率高。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陈老师来到我的病榻前，怀着菩萨般的心肠，对我爱人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着急，同利是我的好朋友，我认识医院的院长，给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全力抢救，病一定会看好的，千万不要过于伤心……”陈忠实的一席话，让我爱人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陈老师在区文化馆的办公室，与医院一路之隔。他找到院长说：“同利是我很好的朋友，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你们想办法要治好他的病，有啥问题可以直接找我。”院长听后，立即带他到病房来看望我，并组织专家医师会诊。在我住院的十三天的时间里，正是陈忠实老师创作《初夏》等小说的关键时期，但他每天在创作的间隙都要抽出时间到病房询问病情，了解治疗情况；坐在病榻前，鼓励我战胜病魔。他还多次给我送来水果罐头、小食品，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很重的礼品。
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生命的苦难、生活的坎坷，常使人步履停滞、心灵痛苦。在我和陈忠实老师接触的数十年里，他给我的关怀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有诸多说不完的生活琐事，更有数不清取之不尽的精神收获和人品道德方面的熏陶。他是我人生的楷模、心中的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