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乾能
这土,被一方褪了色的蓝布包裹起来,静静地置于堂屋的八仙桌上。
三哥拿出来时,动作轻柔温婉,又缓慢深沉。我凑近了细细地看,这是最寻常不过的黄土,甘陕一带最常见的,干燥,硬朗,带着沙沙的质感。我望着它,鼻尖似乎萦绕起一种混合的气息——有槐叶的清苦,有果园的芬芳,有岁月的尘埃,更有一种深植于血脉、属于“黄土”本身的悲怆与温存。八十多年的光阴、一千多里的山河,此刻都凝结在这一掬之中。
十五岁那年,父亲从世代耕种却依旧贫瘠的川西天全,汇入那支北上的铁流。一声“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对于他那样一个赤脚的农家少年而言,是何等具体而辉煌的愿景!愿景的尽头,是属于自己、能长出好庄稼的土地,是能孕育出温饱与尊严的希望的黄土。悄悄地,他在那个黎明离开了浸润着祖辈汗泪的黄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渴望着在另一片广袤的黄土上开垦出一个崭新的春天。
腊子口,巨石与绝壁森然对峙的天险。父亲的脚步,在这里被阻住了——流弹划出的伤口,变为蚀骨销肌的感染。他倒下了,像一颗被狂风从母体剥离的草籽,飘零着,最终落在西和县那片陌生的黄土之上。他伏在地上,听着远去的号声,脑海里部队首长“养好伤后再回部队”的叮嘱依然清晰,可熟悉的背影却已淡出视野。脸贴黄土,年幼的父亲该是怎样一种刻骨的茫然与孤寂?我不得而知。许多年后,每每讲起这段往事,他脸上总流露出无言的悲怆。这土地,曾是他和战友们誓言要解放的所在,那一刻却成了他走不出的困局。
伤,在时间的流逝中,总算是愈合了。四顾茫茫,烽火连天,归队已无可能,回乡更是奢望。一个举目无亲的少年,要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绝望之际,父亲遇到了西和县一张姓人家。他们收留了这个干瘦的少年,给了他一个“干儿子”的名分,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屋檐。这与其说是认亲,不如说是一场乱世之中,生命与土地之间最原始也最坚韧的契约。父亲将“红军战士”的身份深深地埋藏起来,如同埋藏了一件过于珍贵却又无法示人的信物,转而拾起锄头,向这片黄土弯下了腰。
他开始了与黄土的第二次盟誓。第一次,是奔向一个宏大的理想。这一次,却只为最卑微的生存。他的汗水,大颗大颗地砸进干裂的土里,瞬间便被吸吮殆尽,了无痕迹。他一边像川西祖辈那样辨认墒情,一边又跟着义父把握农时,用掌心去摩挲黄土的脾气禀性,将自己融入那片原野。春天,他播下种子,那是在土地里播撒希望;秋天,他收获粮食,那是黄土对他最实在的馈赠。这片曾经用脚步丈量、意图解放的土地,如今以它严酷而公平的方式,养育了他;用它广袤的、沉默的胸怀,接纳了这个失路的青年,给了他活下去的根基。
他在这里娶妻生子,将我们兄妹八人带到了人世间。才三十多岁,他的脊背,便像地上的田垄,有了弯曲的弧度。黄土给了父亲生命的力量,也塑造了他全部的性格。它的厚重,教会了他坚韧与担当;它的贫瘠,让他懂得了珍惜与忍耐;它的沉默,内化成了他终身的木讷与寡言。他用自己从黄土中学来的一切,呵护着家人。
直到1976年冬,归根之旅才终于成行。收拾行囊时,父亲的双手细细抚过老屋的每一寸土墙,那动作,像是在与一位沉默的老友作别。他捧起一把院中的黄土,凑到鼻前,长久地闻了闻,然后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放入行囊的最深处。那一刻,他要带走的,不仅是西和的黄土,更是他四十年的青春、挣扎与坚持,是相伴他许久的悲怆、欢愉与感恩。
重返天全,是另一种对泥土的拥抱。这里的土,是黑的、湿的、黏的,带着竹根的清气和雨水的氤氲。父亲踏上去的那一刻,脚步是迟疑的。他蹲下身,抓起一把在掌心揉搓,眼神里是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有归家的慰藉,亦有异客的疏离。将近半个世纪的分别,故乡的泥土已是熟悉的陌生。他将从西和带来的那包土,与天全的土混在一处,撒在了祖辈的坟前。那是一个无声的仪式,仿佛在向先人禀告:游子归来,连同他半生的风尘与另一片土地的印记。
而三哥,曾在西和的黄土地上生活了十六年。他最鲜活的少年记忆,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了那片土地。于他而言,西和的黄土无疑比天全的黑土更能承载他生命的原初。也因此,他今年国庆节的造访,便不再是时隔五十年的探亲,而是一场对自我生命源头的朝圣。他说,老屋更加残破,乡邻愈发苍老,唯有那棵老槐,依旧枝繁叶茂。他没带别的,只从老槐树下挖回一抔黄土。
此刻,这抔来自西和的黄土,正与天全的泥土同在堂屋之中。它们颜色迥异,质地不同,却共同诉说着一个关于父亲、关于一个家族颠沛流离与落叶归根的故事。这黄土,是父亲理想的起点,是他绝境中的生路,是他生存的恩泽,是两地乡愁的寄托。父亲的一生,始于蜀土,植于陇土,归根于蜀土。而他的血脉,因了这抔黄土,永远牵连着那片他曾战斗、流亡又重获新生的西北高原。
我找来一个素色的陶罐,将这一抔来自西和老槐树下的黄土,缓缓倒入。它轻烟般弥漫开,又最终沉静下来。我不会将它与天全的土混合,就让它们并置着吧,像父亲生命中无法融合却必须共存的两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