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民
苏州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幅会让无数人驻足的画——《七君子图》，十余米长卷静静铺开，墨色的竹叶在宣纸上舒展，有的纤细如眉，有的苍劲如剑，有的曲中见刚……如果你凑近些，你会看到卷首三处不同年代的题字：“六逸图”“六君子图”“七友图”。
为什么一幅画会有如此多名字？要解答这个问题，得先回到画作诞生的元朝。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汉人的社会地位不高，许多读书人想通过科举做官，却屡屡碰壁；仕途走不通，他们就把心思放进了笔墨里。而竹子，成了最能代表他们心境的植物——竹子空心，象征“虚怀若谷”；竹竿挺拔，代表“不屈风骨”；即便在寒冬里，竹子也能保持翠绿，就像文人心中不变的气节。那时候，画墨竹是文人圈的“潮流”，但每个人画的竹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偏爱疏疏落落的几笔，画出竹子在烟雨中的清雅；有的喜欢用浓墨重彩，凸显竹子在狂风中的刚劲。
《七君子图》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把元代六位画竹高手的七幅墨竹“凑”在了一起，像一场跨越时空的“竹子聚会”。六位画家里，有“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他画竹时爱用写草书的笔法，竹叶像在风中跳舞；有擅长画弯竹的顾安，他笔下的竹子哪怕弯着腰，也透着一股要向上生长的劲儿；还有留下唯一传世作品的赵天裕，他的《渭川之竹图》里，竹子长在水边长满青苔的坡岸上，蒙蒙的烟雨仿佛能从纸上飘出来……可以说，这六位画家风格各异，各具特色。然而最特别的却是柯九思，他在卷子里画了两幅竹。前一幅小心翼翼，竹叶的排布规规矩矩；后一幅却像换了个人，笔墨挥洒自如，竹叶浓淡交错，连竹竿上的纹理都透着潇洒——这就是他最拿手的“柯氏墨竹”。
《七君子图》，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最早的名字是“竹林七友”，就像魏晋时期那七位志同道合的文人“竹林七贤”一样。这个名字的“诞生”，要归功于清代的收藏家缪曰藻。清朝康熙年间，缪曰藻在其专著《寓意录》中记载了“竹林七友，俱纸本”，可知这幅《竹林七友》，将元朝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五位大画家的墨竹收裱在同一长卷中；其中，柯九思与顾定之各二件作品，一共七件，得名“竹林七友”。
可谁也没想到，这卷画的命运，会比画里的竹子还要曲折。乾隆年间，这卷画落到了收藏家乔崇修手里。乔崇修藏了它十年，不知是觉得“七友”不够雅致，还是想让画更“独特”，竟然裁掉了其中一幅顾定之的墨竹，还把原来的“竹林七友”卷首也去掉了。他自己写了“六逸图”三个大字补在前面，给画改名叫“竹溪六逸”——这下，“七友”变成了“六逸”。
道光年间，收藏家蒋光煦撰写《别下斋书画录》，详细著录了卷中每段墨竹的相关信息。道光年间，收藏家蒋光煦得到了这卷画。蒋光煦是个细心人，他专门写了一本《别下斋书画录》，把卷里每幅墨竹的作者、画法都记了下来，生怕这些信息丢了。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很快战火烧到了蒋家，他珍藏书画的“别下斋”被烧毁，蒋光煦又急又气，没过多久就呕血去世了。这墨竹卷也跟着流落到了古董市场，像一片被风吹走的竹叶，不知要飘向哪里。
幸运的是，它遇到了“伯乐”李鸿裔。李鸿裔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花重金买下墨竹卷，越看越喜欢，并在日记里写道：“重看一遍，幅幅精妙，盖元人墨迹中之神品也。”在他眼里，这哪里是普通的墨竹，分明是元代文人精神的“活化石”。
李鸿裔之后，这卷画又几经转手，最终落到了清代顾麟士手里。顾麟士是清代怡园主人、大收藏家顾文彬之孙，家传的一座“过云楼”，是近代闻名于世的书画、古籍收藏之所，专门收藏历代书画，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美誉。
顾麟士购得了这张长卷后，刚好又得到一张元代吴镇的墨竹横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并著录于《过云楼书画记》中。于是墨竹卷又从“六逸”变成了“七友”。至此，画作重归“七幅”之数，顾麟士为其赋予了最终也是最贴切的名字——《七君子图》。
岁月蹉跎，随后的顾家几代人，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没舍得把这卷画卖掉。到了20世纪60年代，顾家人把画交给苏州博物馆保管，想让更多人能看到它。如今，当你站在《七君子图》前，看到的不只是七幅墨竹，更是一本鲜活的“历史画卷”，看到历代文人与藏家共同守护的精神史诗。
所谓“君子风骨”，不只是画在纸上的竹子，更是藏在心里的坚持；所谓“文化传承”，也不只是保护一件文物，更是记住它背后的故事，让那些美好的精神，像墨竹的清香一样，永远留在我们的生活里。
下次再去苏州博物馆，不妨多花几分钟看看这幅画。说不定你会发现，那些墨色的竹叶里，还藏着更多等待我们读懂的“君子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