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贵
唐元和年间，长安城里有桩不大不小的文坛公案。
少年李贺欲举进士，却因父名“晋肃”被取消了科举资格，“晋”与进士的“进”同音，须避家讳而不得应试。此事在士林间传得沸沸扬扬，有人为天才受挫而叹，有人为礼法得守而赞。
正当舆论纷扰之际，一位身着青袍的文官愤然提笔，写下了《讳辩》，墨迹酣畅淋漓，措辞掷地有声，震动文坛。《讳辩》作者韩愈，平生最厌恶的，是世人不敢怒也不敢言的状况。他见李贺才情若璞玉蒙尘，便站了出来，为之鸣不平。直言叩问：“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一问，如同利剑出鞘，寒光凛凛，直指礼教卫道士的荒谬逻辑。
更何况，韩愈自己也曾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均未中选，对李贺遭遇感同心受，就更多了一层回护之心。他认为李贺才华非凡，堪与李白并肩，“远超同侪”，曾用“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形容其创作态度，并赞赏李贺诗作“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这番鸣不平，使李贺声名鹊起。
李贺英年早逝。同万丈光焰的才情相比，李贺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还有年长自己三十多岁的忘年交韩愈，从年少成名时的相识相知，到科举遇阻时的仗义执言，再到官场上的提携相助。李贺去世后，韩愈为其料理后事，并作诗悼念。
细读《讳辩》，可见韩愈辩术之精。先引前人经典：“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再举本朝事例，用今事证今理。最后直指核心：“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字字如锤，敲打着时代虚伪的躯壳。
然韩愈此举，非独为李贺一人。他曾在《送孟东野序》中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李贺之不幸，正是时代之不平。那些被礼教束缚的何止一个李贺？多少才士因种种桎梏不得施展，多少真知因种种忌讳不得发声。韩愈要鸣的，是整个时代积郁的不平之气。
值得深思的是，韩愈本人实乃礼法维护者。他谏迎佛骨，倡儒家道统，一生以重振纲常为己任。但正因深谙礼法真髓，才更痛恨礼法被曲解滥用。真儒与腐儒之别，正在于此——前者知礼法为活人之用，后者视礼法为死物之枷。韩愈为李贺辩，实则是为真正的儒家精神辩。
千载以下，重读《讳辩》，犹觉字里行间铮铮有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讳”——或是名讳，或是忌讳，或是种种不敢触碰的禁区。而每个时代都需要它的“辩”——那些敢于为不平而鸣的声音。韩愈为李贺鸣不平，鸣的何尝不是每一个被压抑者应有的伸张？鸣的何尝不是人类精神永远追求的自由？
今人观古，当知避讳之俗已随时代而变，然《讳辩》中那种捍卫公平、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如星火不灭。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韩愈”，为每一个“李贺”鸣不平。唯有如此，文明才能在不断地辩难与反思中，走向更为开阔之地。这或许正是《讳辩》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不是对具体礼法的辩驳，而是对公平正义的永恒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