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成
语言学上有个说法，叫作“具身认知”。意思是说，人得亲身经历过，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有骨头有肉。做文章，应像粮农一样不问丰歉、精耕细作，始终“贴着地皮走”，修辞立诚，一字千金，不断开辟新的表达疆域。
“做”与“作”并无本质上的差别，用法上的差异源自具体语境。甲骨文“作”字，从人从乍，颇有几分庄重、古雅之气。宋元时发明了“做”，用以替代“作”音，音调铿锵有力，且自带人间烟火、泥土芬芳和劳作汗珠。鲁迅力主用“做”字写作，同时也主张“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
应该说，汉字“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历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演化，从自然肌理、生命脉动中汲取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养分，本就具备通感审美的优质基因，“做”字便是其中一例。
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谈到的“隔与不隔”。所谓“不隔”，并非直白浅露，而是要求文字与情感、与意境互文，融合得像谢灵运“池塘生春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样，能够让读者切身感受到诗文的情感和意境。反之，如姜夔“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则被王国维评判为“隔”。因为，祓者，除也；本义是古代为除灾求福而举行的祭礼。该词句中“酒祓”一语，虽可勉强理解为借酒洗愁，然其意象组合因过于抽象、晦涩、牵强，与具体情境互不相容，故而“仗酒祓清愁”也就“作”得莫名其妙。诗词如此，小说、散文也只有“做”到“不隔”的程度，才能准确、生动、形象地表情达意。
人的表情、动作、体态等，显然与其内在活动密切相关，自是通感审美的重要对象。“做”的成色好，除能贴近时代、贴近大众、贴近生活外，还取决于作者对人的动作多角度的精准描绘。《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活现了“凤姐”泼辣张扬、八面玲珑的性格。《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也只用了十个字，便生动展现了“泼猴”神通广大、喜欢自由自在的个性。阿Q临刑前画押时，他“立志要画得圆”“生怕被人笑话”，可惜最终却“画成了瓜子模样”。一连串“立”“画”“怕”等字眼，由内到外，意象叠加，整体构成荒诞可笑的意境，从而将阿Q的麻木、愚昧、恐惧及其无奈揭示得淋漓尽致。
不过，鲁迅先生“做”得最深刻的，当属他对语言权力的重构。在新文化运动中，当文人爱拿旧的“作诗”“作文”来划分作品雅俗时，鲁迅却偏偏让孔乙己“替人家钞书”，暗示真正的艺术在闰土布满老茧的手中，而不在“书斋著作”里，进而在《野草·题辞》里用“做”的艺术思想，以野草为中介意象与载体，汇聚芸芸众生的生存轨迹，将其升华为与人生有关的时代洪流。
“做”的成色非同一般的文学作品，总能让人过目不忘。斯诺是个中国通，深谙此道。他写《红星照耀中国》，自我意志笃定，活像一个大侦探，跋山涉水，诚心实意地与红军、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做。具体采访中，斯诺不光用眼睛看、用鼻子闻、用嘴巴尝，还用耳朵听、用指头捻，甚至彻夜长谈。行文时，他笔下的馒头冒热气，窑洞简陋、干净、冬暖夏凉；字里行间的红军队伍纪律严明、官兵一致、秋毫无犯、热爱学习、做事认真，深受当地群众拥护；客观条件虽艰苦，但将士们却充满理想、斗志旺盛，个个生龙活虎。总体上，则给人以“星火燎原、红星照耀”的深刻印象。斯诺从实地采访，到完成写作，同样印证了写作是“做”而非“作”。
文学作品，必须形象逼真，真情实感，引人深思。如果你不会种地、不懂做布鞋，浑然不知《诗经》里就有今人口中的“野蓼子”，也不晓得躲在草丛里尖叫的“猪娃子虫”非常懒惰，那你千万别写“三农”题材的长篇小说。因为，足不出户，键盘输入，仅凭道听途说、主观臆测、网络热词，或夹杂几个洋文缩写字样，终究无法达到中文通感审美对意象叠加的要求；到头来，只能“作”出空中楼阁，抑或画虎不成反类犬。
记得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若要“做”好写作这门手艺，先得脚踏实地学会做人，然后才能学会做文。否则，闭门造车，长此以往，即使想破脑袋，那也别想“做”出生动传神的好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