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青锋
村里的孩子们，最爱往村后的知青点跑。
多年前，兴运叔、建强叔和建国叔三个省城知青来村里插队，队长福印伯拾掇出这间堆农具的窑洞安顿他们。窑洞好多年没人住过，霉味呛鼻。福印伯让人燃起干柴，在屋里烘烤了三天，又在墙围上糊满旧报纸，土窑才算是有了些人气。
三人中，兴运叔最活络，见谁都笑呵呵的。建国叔之前是学校宣传队的骨干，总揣一支长笛，躲在无人处琢磨。时间久了，竟能吹出有模有样的曲调。建强叔来时，拖一口大木箱；打开一瞧，满满当当的书。福印伯乐了：“来了个‘书呆子’嘛！”这名号也便烙在他身上，直到几年后上大学离开时，村里人还这么叫。
那年月，书是稀罕物。一听说“书呆子”叔叔带来一箱子书，孩子们都涌了过去。我刚能走稳路，也蹒跚着跟哥哥姐姐后面凑热闹。哥哥盘腿坐在炕沿上，边啃指头边聚精会神地读《红岩》；姐姐坐在地上，拿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翻阅。那天，只有兴运叔在家；半年前大队修水库，他耳朵被震聋了，跟他说话得贴近耳朵喊。待了一会儿，兴运叔要去邻村扎针治耳朵。他怕我乱跑，就把我抱到炕上。哥哥姐姐埋头看书，我独个儿在炕上晃悠。忽然，一个黄灿灿的小轱辘从被垛里滚出来，停在炕沿边。
“哥，姐，快看！”我指着炕沿边的小轱辘喊。他们两人看书太入神，直到我摇到炕沿边，哥哥才警觉地一把抱住我。同时，他也注意到炕沿边的小圆饼。那饼通体金黄，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哥哥嘀咕：“像是点心……”姐姐凑近闻了闻：“哥，好香呀！可点心都白色的，没见过金色的。”我听到是“点心”，便伸手抓：“吃！”哥哥姐姐再也无心看书，两人抱着我，脚步飞快地回了村里。那天，我们尝到了从未有过的滋味——花生芝麻馅，酥皮裹着甜香，一口下去，舌尖像裹了蜜，连指缝的碎屑都被我吮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天刚亮，建强叔就推开我家的栅栏门。父亲在窑里听他焦急地问哥哥：“月饼，是不是你们拿了？昨天就你们仨来过！”哥哥声音发颤：“我……我没有！”
父亲挑开门帘，“咋回事？”“也没啥大事。”建强叔讪笑着，“国庆前几天去县城参加演出，回来买了几块稀罕月饼，昨晚发现少了一块，他疑心是兴运哥吃了……一个急性子，一个耳朵背，两人吵了一晚上……”“你老实说……”父亲踢了哥哥一脚，“是不是你们偷吃的？”建强叔赶紧挡在哥哥前面：“别急，让孩子慢慢讲！”哥哥躲在建强叔身后，肩头抖得像风里的叶子，“是弟弟……从炕上摸出来的……”“妮子，你把弟弟抱出来。”父亲一把揪住哥哥的耳朵，“你们三个，跟我一起去给人家赔罪去！”
知青点外早围满了人。父亲押着我们，低着头，一步步挪到兴运叔和建国叔面前，掏出五块钱硬塞给建国叔。人群里，社员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啥金贵月饼值五块钱？”“城里的稀罕物，咱见都没见过！”兴运叔听不清，但也很快明白是咋回事：“娃娃吃了，又咋的了？不就是要送给萍萍？人家怕还不稀罕呢？”萍萍是邻村的女知青。
当天下午，兴运叔跟队长告了假，直奔县城。他急匆匆找到在供销社当会计的远房表姐，哑着嗓子比画着。那年月，月饼须凭票供应。表姐看他急得满头大汗，又听他说明了原委，只得领他找到县食品厂，食品厂有内部处理的“残次品”，堂姐的同事还匀出十多张个人的月饼票，最后才勉强凑够数。次日早上，他踉踉跄跄的身影出现在村道上。走了一夜山路，裤腿上沾满灰尘。他一进门就倚着门框滑倒在地，大口喘着气，脸上却带着如释重负的笑。背上的布袋里，是三十七块古铜色的月饼，全村老少一人一块。中秋月圆时，他拉着建强叔和建国叔，挨家挨户分送月饼。那年头，村里人谁见过城里的月饼？金黄油亮的酥皮，甜糯的馅料，咬一口，齿唇间尽是桂花的香气。那晚，整个村子都浸在溶溶月色和融融甜香里，宛如一场微醺的金色美梦。
年底，村里分到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队长去找兴运叔，他却指着自己的耳朵，笑着把建强叔推到身前：“该书呆子去。”锣鼓声中，建强叔胸戴大红花去了省城。一年后招工返城，兴运叔又把指标让给了建国叔。
兴运叔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姐姐给公社打电话，说病重的母亲想见他最后一面。全村人送他到乡里的车站。他半个身子探出车窗外，不断挥手。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褂子被风吹得鼓荡，仿佛一只挣不断线的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