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声
秋雨刚过，我去了趟鼻子凹。
鼻子凹是家乡大山里的一个自然村。“鼻子”就是一座有着偌大底座的山梁，鼻子凹就是山梁底座的地方。走过一段村道，便是去鼻子凹的大路和小道。我抄小路，雨后初晴的山野里十分清爽，植被茂密葳蕤，白光光的水泥路盘旋着通向鼻子凹，偶尔有上年汛期滑下来的石渣鳖子挡在路中间。
草蚂蚱在绿丛里飞来飞去，紫刺玫果被野蜂嗡嗡着，几只土褐色小山雀儿同时落下来的时候，野蜂们嗡鸣而散。高高的桦栎树缠绕着的葛藤，已经开出一串串的葛花，阳光透过硕大的葛叶，脉络像人的毛细血管样分布着。鼻子梁有许多许多我叫不上名的树木、野花、小草，其中不知有多少是中药、草药。一片斜坡地，丹参正在开花。小时随哥哥采药把这叫“蜂糖管”，常常采一把，放进嘴里吸甜甜，就那一丝丝花汁竟是入心入肺的甜。
走过丹参地，平坦宽敞的鼻子凹映进眼帘。记忆中的鼻子凹路宽敞，不过那时弯弯村道是沙土碎石，逢雨天稀汤泥水、牲畜粪和着泥水横流，瓦屋残檐下的台阶上永远有人在编织着葛条笼或簸箕。斜坡人家竹林小院，每到煮饭的时间，炊烟袅袅，鼻子凹一片祥和，烟岚把凹子笼罩得神秘而幽静，像世外桃源。那时我在县文化馆工作，是音乐干部，为“民乐集成”到这里采集“祈雨歌”。就在一颗巨大的伞状桃树下的碾台前，乡邻争先恐后地给我唱。全馆就一台黑色手提式录音机，放在碾台上，录了再放出来，乡邻们感到十分新奇。我录了小半天孝歌《三伯访友》《寡妇哭坟》、老花鼓《麻子嫂招亲》。今天，那台录音机不知去向，录的东西早已丢失，只记得“祈雨歌”中的几句……
寂静的鼻子凹，牛舍、猪圈、鸡埘，记录着这块土地的历史。碾台、碌碡、石磨、核桃树，哪一样都有百年以上的年岁。从公路边到鼻子凹，直线距离也就两公里，但下山上山，弯弯山道崎岖不平，很长一段是在乱石浪里穿行。上世纪70年代，政府给这里设了代销店，归供销社管，乡邻们才有了许多方便，煤油、盐两大宗由政府按销量补贴。闲适、安逸，带有自然经济的慢节奏生活，鼻子凹人活得悠闲自得。野生天麻、红红的五味子、挂着霜的柿饼，都能换钱。
太阳依旧从鼻子凹的东山垭升起，在遥远的西天落下。鼻子凹的西边没有山峰或山脊遮挡，一年到头，仅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天视野特别清朗，寅夜时分，能看到省城西安的万家灯火。
就是那次短短的一天，我记住了这里。乡邻们为我录了他们的声音而激动，也记住了我。临下山了，树皮箍的手提桶，有人送土蜂蜜，有人送野天麻。天哪！这是什么事儿？相邻却异口同声说：“自家产的，分文不值！”有人送一吊腊肉，说啥也要给我拿上，说年上有头肥猪，一场大雪把下山路给封了，猪抬不下山就杀了，吃不完就腌了。我接过腊肉留下了钱，快步流星离开了村子。拐过弯弯山道了，我手里的腊肉成了累赘，路不好，一步一拨浪，那会儿还愧疚着，给乡邻少开钱了，本不喜蜡制品，权且帮助人。
“上山气短，下山脚短。”我正专心致志地走着，一阵沙沙脚步声撵上来，喊我了。我回头间还是那个乡邻，他把手上一吊腊肉提了提，放到我面前。我一下蒙圈了，他撵来，我兜里可没有一分钱了啊。正在慌乱中，他一本正经地说：“是屋里的说，没有给你找钱，就让我撵你，再给你一吊儿。”我顿时不知所措，把手抬了抬，示意不能再拿了，他很决绝地说：“亏人的事儿干不得。”“亏人的事我也干不得！”我抢过他的话。他再没回答我，十分倔强地把两吊肉都提在他手上，送我下山到大路边。
许多年过去了，鼻子凹的印象依旧记忆犹新。凹子台田，沙土地，涝了沙土地空水不怕渍，旱了有大山遮阴。很早很早以前，一条川遭蝗灾，蝗虫所到之处颗粒无收，因鼻子凹不在川道，全凹子地竟没有一只蝗虫，川道人就赞叹“凹子背是背了些，宝贝地哩”。一场蝗灾过后，就有好几个姑娘嫁过来了。那时嫁过来的姑娘，嫌山上不种稻子，一年吃不了几餐米饭，就闹着不过了。于是，鼻子凹男人把岩下的台田改水地；没几年，鼻子凹人的碾台子不仅仅有黄灿灿的糜子米，还有白花花的大米。
抬头，鼻子凹的轮廓或者是影子就在斜上的地方，多年前那个豁口陶瓮还在这里。有点儿累，就在豁豁瓮旁边的大白石旁坐下来。山风徐徐，野草山花的香气萦绕着，我认识的血见草正擎着红马牙枣一样的穗状花，随风摇曳。眼前的鼻子凹让我一下子振作起来，并努力回忆着当年的样子。瓦屋、土房都不存在了。砖混两层铝合金窗，屋檐下不再是蛛网尘絮了，石砌台阶是一色的凹子里的“米黄玉”石头。有人说，鼻子凹的石头是大理石，却不见人买。水泥勾缝，有棱有角，古朴而新鲜。那棵大桃树还在，依旧枝繁叶茂，挂着一块铜牌子，说是“古树名木”。我知道，挂牌子的树被人保护着。我还晓得，像这棵仍在结果的老古树，被一个大学教授领护了。碾台上的碌碡不知去向，只落一层白白的鸟粪，看上去几分邋遢和埋汰。竹园人家的竹园，不再是曾经的竹子了，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山萸园，此刻山萸果还是青绿小颗颗。
我被人迎接到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小院，一棵老梨树虬髯的老枝上挂着的梨，一个挨一个挤着。院子对面的凹子岩，岩畔儿的古树青藤掩映的几乎看不出岩石的嶙峋与峥嵘。我突然嗅到了牛粪味儿，稀罕啊。懵懂中有人提着水，迎上来就说知道我是谁，我睁大了眼睛十分茫然。他笑着说出我的名字，还说我是文化干部，我习惯性地答道：“退了。”我的回答有点唐突。坐定了他才说，他爸是唱孝歌的，我“噢”了一声，问“人呢”，他说“走了”。当年我来录音的事儿他都知道，那时在川里上学。他爸临离世，还说文化馆有他唱的孝歌，还说：“别忘了，那个钱老师爱吃腊肉。迟早来鼻子凹了，记得给带一吊。说当年收钱收得多了。”
我听得认真，并愕然着，多么朴实的乡邻啊。再看眼前这人，长相就是唱孝歌的那人的样子，我突然冒出一句：“你叫芦啥?”“芦门！”他回答得十分响亮。他又道：“你记起我爸了？”“咋能记不起？”其实我是瞬间冒出的记忆，他爸应叫“芦闩”。芦闩、芦门，何其恰当通俗的父子之名。他把我当父辈的朋友，取松子、取核桃、冲蜂蜜水，那个热情像是远方亲戚。
他说二老走了没几年，他在西安打工多年，也快奔五十了；回来务牛，不离家门，政府把路修上来，从岩下引上自来水。就是村子人没有几个了，年轻的不回来，回来怕找不到婆娘，房子都闲着，有的人连门也不锁。务了几十头牛，一个鼻凹子的地都撂荒着，牛一出门就是坡场。他说，他昨天去镇政府说了路的事。政府准备招标，把水毁垮塌和滑鳖子给修垒和清理。他说他的牛快出栏了，过了青草季节，牛掉膘掉价。我仍在深深的思考中，思绪很乱。鼻凹子很静，除了林子里的百鸟啁啾，再就是竟敢在大白天号叫着、在鼻子凹乱窜的野猪。这里不寂寞，带着山地的淳朴和野性美。
有几个老人过来了，鼻子凹极少来人，说他们老远瞅着有人上来了，以为是牛贩子。我想笑，一个老文化干部成了“牛饭子”。我提出去牛栏看看牛，说我也是乡下人进的城。芦门说：“什么牛栏？牛都住的铺地板砖的大房嘞，空房太多，有牛能镇庄子。”
我婉拒留宿，暮色中到了大路上，再望鼻子凹，青幕四野，一片寂静中有萤火虫似的灯光在远处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