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睿
小时吃饭，我最早端的是一只洋瓷碗。
小小的，只有大人拳头大小，纯白色的内里，碗外淡绿色的搪瓷上缀满了深绿色苜蓿叶形图案。或许是哥哥或姐姐小时端过的，碗沿上有几片搪瓷早已剥落，碗底则露出一圈铁黑色的锈痕。
那时日子拮据，小孩子是没资格端大碗吃饭的。再说了，娃娃们爱打闹，端着瓷碗一不留神把碗打了，怪让人心疼的。我端着那只小洋瓷碗，从两三岁长到了四五岁，终于有资格端大碗，那只洋瓷碗又端在妹妹手间。
村人晌午或者傍晚吃饭，喜好端着饭碗，聚在街口的土槐树下或某家人的门廊里，摆龙门谝闲传。头顶土槐树油绿的浓荫里，知了在嘶嘶长鸣。树下的人伙里，一老者脱只鞋垫着屁股，背靠着土槐树坐在人群正中，额头上青筋暴突，手攥着双筷头已呈灰白色的旧筷子比划着，高喉咙大嗓，长谈阔论；一只刚刚吃罢饭的粗瓷大老碗，就放在脚边。在老者身前，人们端着饭碗，或蹴或站倾听着，不时嘿嘿哈哈嬉笑几声，不时举箸扒一口碗里的饭。饭碗里所盛着的，不外是玉米面、高粱面混杂着少量麦面做成的裹裹面，玉米糁子混合着面片煮成的糁子面，要不就是一大碗玉米面做成的搅团。碗有粗瓷大老碗，碗沿上磕碰掉或大或小几片搪瓷的洋瓷碗，碗边上有个豁牙的白瓷碗，一只只打眼一瞅，在手间端了没个十年也有个七八年了。有人端在手间的白瓷碗上，有道一拃多长、头发丝一样清亮的细细裂纹，让人老担心，碗里的饭汤会不会从那道裂纹里渗出；但就是那样一只碗，在那人手间又端了两三年。
我们家有一只淡青色粗瓷大老碗，碗口深、碗底沉，端在手里重腾腾的，一碗能顶一般碗一碗半饭，那是父亲每日里雷打不动要端的饭碗。父亲饭量大，晌午、傍晚一顿吃两大老碗饭，一辈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便是临殁那几年，父亲一顿也要吃一大老碗饭。村庄里大多是力气活，干力气活没个好饭量是万万不行的。父亲力气大，割麦子，摞麦垛，挖土拉土，犁地磨地，父亲干起活来一个人顶俩。夏天割一晌午麦子，秋天犁一下午地，父亲回家后背靠着厨房门门框，手端着那只淡青色粗瓷大老碗，长长的面条在筷子上摆动，父亲的嘴里响起吹哨子一样响亮、酣畅淋漓的吞咽咀嚼声。吃，是人活在世上最简单、最现实的一种幸福！这样的幸福，或许只有父亲那一茬一生奔走在田野、庄稼地里的人才能够体会到。
每到年根，总有外乡人开着小四轮、手扶车来村庄里换碗。在街口的土槐树下摆开摊子，扯着腔“拿麦换碗换碟子哩——”几声吆喝，不久整座村庄的人便都知道了，“换碗的来了。”大伙围着外乡人七嘴八舌，一打问，是安口窑上的瓷器。安口窑在哪里？不知道。但人们知道，安口窑是一个出碗碟，烧煮醋的醋瓮、盛水的水缸、盛面的面缸的地方。安口窑上的碗碟，看着真亮堂、真光鲜！一摞摞碟子，一只只瓷碗，在阳光里闪烁着白净的光；碟子上碟子下，碗里碗外，光堂干净，就连麦颗大点瑕疵都没有。有的碟子边上勾着金边，描绘着“福”字或“囍”字图案，有的碗里雪白，碗外呈豆青或葱绿色，有的碗外则描绘着宝蓝色或水红色的腊梅、月季或牡丹花。人们背来夏天刚刚碾打的麦子，讨价还价后，换来一摞碟子一只只碗，用拌笼提着兴冲冲地走了。
新换回家的碗碟，除非家里锅灶上打了只碗摔破个碟子，父母平时是舍不得用的，父亲会提着襻笼，将新碗碟放在堂屋侧面厢房顶的木楼上。正月里待客或者平时家里来了亲戚，父亲转身就提着襻笼，上到楼上取下新碗碟。下午亲戚回家后，母亲会将碗碟挨个洗净、抹干，再让父亲放到楼上。村庄里每逢有人家遇着红事白事，过事前一天就打发人满村庄借碗借碟子。有人上门来借碗碟，父母虽说心里疼惜，但总会爽爽快快借给别人。来人接过碗碟，会撕片白胶布，贴在碗底碟子底，写上名字做标记。因此，在那些新碟子新碗底总会看见一块已发黑的胶布；仔细辨认的话，会认出用圆珠笔歪歪扭扭书写的哥哥姐姐或者我的名字。好多年后，我总在想，父母以及村人们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于爱惜脸面？转念想想，是又不是，人活在世上，即便是光景再贫寒、日子再艰难，如果连脸面都不顾的话，那人活着与牲口与猪狗又有何异？！
今年夏天，割麦子时在家里找不见往年常用的镰刀，我便去老屋里找镰刀。其实，现在割麦子有收割机，用镰刀只是割几把地头上收割机遗留下的麦子。开了老屋院门，进了堂屋，我顺着木梯上到堂屋西侧的木楼上，很快在房檐口的豁口处找到几把父亲架在椽缝中的镰架、镰刃。后来，我在楼上靠近前檐的楼口，看见那只装碗碟的纸箱。打开纸箱，一摞摞碟子、一只只碗，齐齐整整装在纸箱里。我取出一只碗，碗上描绘着几朵宝蓝色月季花，碗里依旧光洁明净。父亲已去世二十多年了，但那只碗就像父亲刚刚拿麦子换下的一样崭新。
一时间，我恍惚看见，那些久远的光阴，就盛在那只碗中。其实我知道，那些光阴早已飘散在远逝的岁月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