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彪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为“家庭立法”的名人。
他曾颁布《内诫令》，规范老婆孩子、家庭后宫的行为准则、日常用度，并且要求：违反者以家法论处。据《曹操集·内诫令》记载，“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我使用的衣被都已经十年了，年年拆洗缝补一下而已。“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我有逆气病（头痛病），常用储水的器皿做枕头。用铜器储水，时间长了就味道难闻。于是，我用银子做了一个小型的方形枕头。人们不理解，就揣测说我喜爱银器。我下令改用木头制作。此令说明，曹操善于从众人议论中发现自己的差距及不合时宜，而且立即整改，确实难能可贵。又令“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房屋不洁，烧枫膏及蕙草。”天下刚刚平定，我就禁止家里熏香；几个女儿许给皇家，得以烧香；小女入宫后，恢复原来的禁令不准烧香，也不允许把香藏于衣服内或带在身上；假如房屋内有异味，可以烧枫树胶及香草来驱除。
曹操在令文中提到的几个细节，如一床被子盖了十年，年年拆洗、缝补，不用银制的器具，不用香熏房间等，都很具体。尽管是生活琐事，从中看到曹操高于常人的一面，实在发人深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佐证曹操在家中身体力行倡导节俭至抠门的程度，这些具体的要求绝不是走形式。实际上，曹操是希望通过家风带动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一改东汉官场的奢靡。
曹操还确定了“制度治家”的原则，并规定“王法优先”，明确了上位法、下位法，当家规与国法相冲突时，大法管小法。比如：在家是父子关系，受家法约束；在外就是君臣关系，接受王法管辖。建安二十三年，曹操任命儿子曹彰为中郎将，北征代郡乌桓。曹彰出发前，曹操告诫他：“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曹植很受曹操的宠爱，但因触犯法令，照样受到惩罚。《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曹植在曹操外出期间，醉酒后擅自使用王室的车马，私自打开司马门，并在禁道上驾驶，触犯了国家的法规、礼制，导致曹操震怒，处死了没有尽职的官员，曹植也因此事件失宠。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据史料记载，曹操有25个儿子，性格禀赋各异，如何做到“能者居之”，让儿子们感受到公平公正又能激发家族活力？曹操创造性地为儿子们单独颁布了一道命令《诸儿令》，令文写道：“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儿，亦未知用谁也。儿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曹操说话算数，一言九鼎，不偏爱大臣，对待儿子也不徇私爱，同一个标准，“非有二言”。他规范对儿子的提拔使用条件，重视才干与实际能力，一碗水端平，预防兄弟阋墙，体现了曹操治家严谨。
曹操在《遗令》中指出，“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无藏金玉珍宝。”“葬毕，除便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织履卖也。”他告诫家人：天下尚未安定，厚葬方面不能遵从古制。他提倡薄葬，要求死后葬在贫瘠之地，不封不树立，不堆坟包，不植松柏。禁止家人守孝，禁止将士奔丧。从俭办理丧事，死后穿的礼服要和平时一样，墓中不能放置金玉珍宝等；还告诫儿孙空闲时“学作织履卖也”，着眼点均在强调家风的培养与赓续，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曹操将法家制度与儒家伦理相结合，重视家风建设，构建了具有灵活性、稳定性、公平性的家庭治理体系，培养出曹丕、曹植、曹彰等文武军政人才，孕育出“建安风骨”。这种独具一格的治家范式，穿越千年时空，依然熠熠生辉，对当代的家风建设颇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