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燕燕
爷爷斜躺在生产队的机井旁，身下是一床破烂的棉絮，手里捧着一卷线装书。他时而看看从水泵里哗哗流淌的水，时而低头读几页书。这画面如此清晰，却又如此模糊，甚至我不能确定它是否真实存在过。
车子拐进家门前的那条水泥路时，太阳正斜斜地挂在西天，村道上的槐树刚刚冒出红褐色的嫩芽，那片曾经挺立在村庄西头的芦苇已经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门紧锁的房屋。我的家已经不能称其为家，父母早已搬去县城居住，修建于20世纪80、90年代的水泥楼板砖混房，几十年没有住人，虽不至于倾颓，但没有人烟的家早就成了鸟雀和落叶的家。偶尔红白喜事回村，也不过是将车在家门口短暂停放，并不会进去稍坐片刻。
作为出嫁的姑娘，名义上我拥有了三个家——娘家、婆家和自己的家。娘家对于我而言，似乎只是曾经生活过的某一个地方。每次回来，我也仅限于走到家门前，从没往前多走一步。村东头是一大片田地，远处有一大片桃林。那是我挖过野菜的田野，我家早年有几分责任地就在这片田野上。
弟弟曾经说过，爷爷的坟墓已经被村子包围了，就在村庄的北头。拐过村子最北的一条街，一座落满灰尘、被野草枯藤缠绕的墓碑，突兀地立在路边。当看清墓碑上父亲和弟弟的名字时，我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这是爷爷的墓碑，爷爷就长眠在这里。
爷爷离开我四十七个年头了，他的遗像至今还在父亲家。红木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相片：爷爷身穿黑色棉衣棉裤，端坐在一条木凳上，脸庞清瘦，眼窝深陷，手里握着一卷打开的线装书，目光温暖地看向前方。
父亲兄弟三人，大伯二伯年长父亲十多岁，他最小。父亲七岁时，奶奶就去世了。关中农村的家庭，一般儿子结婚以后就会分家单过。父亲兄弟三人在中间人的见证下分了家，爷爷带着年幼的父亲和四个未出嫁的姑姑一起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岁月里，爷爷依然坚持让几个儿女读书。二伯当过单位领导，二姑是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当过民办老师。那个时候刚刚分家，父亲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早早辍学回家，十二岁就学会了用簸箕簸粮食，会干所有的农活，包括泥瓦活。他跟着爷爷一起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春种秋收，寒来暑往，他像个成年人一样不遗余力地忙碌。除了白天下地劳动，父亲在夜晚也没睡过几个安稳觉。他看着爷爷在油灯底下搓麻绳、钉泥屐、扎笤帚，指望着拿去集市上换回几个油盐钱来贴补家用，便也起身帮忙。漫长的冬夜里，父子俩沉默干活的身影投射在一面土墙壁上，影子有时交叠、有时分开，那是父亲清苦而温馨的记忆。
四十多年来，父亲至少搬过五次家，但爷爷的遗像一直跟着他，要么挂在他居住的房间，要么供在堂屋正中间的桌柜上。逢年过节的祭拜，自不必说，就连弟弟考上大学、果子卖了好价钱，甚至只是一顿可口的饭菜，父亲都要在爷爷遗像前祭拜。家里的第一碗饭，总是端端正正摆上一双筷子，供在爷爷的遗像前。他不是祈求保佑，只是固执地在生活中为爷爷保留一个位置。
爷爷墓碑上的落款，是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四日。我不知道立碑的那一天，我在哪里、在做着什么？如此重要的事件，我竟然缺席。一时间，我惭愧、遗憾、自责，愧疚像潮水般涌来，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
爷爷的坟包很小，坟头上的土被家乡四季的风越刮越少。眼下，又不知道被谁家的水泥楼板和铁丝网团团围住，我没有办法为他除去坟头的杂草、添上一抔新土，甚至连绕着他的墓地走一圈都不可能——铁丝和楼板、缠缠绕绕的枯藤、荆棘拦住了我。爷爷墓碑左右，如今都住了人家，他就这样委屈地困于此地，经受岁月的雨雪风霜。
爷爷去世时，我只有三岁。按说，一个三岁的孩子不可能拥有完整的记忆。爷爷一定曾慈爱地将我抱在怀里，对我说过什么，但我完全没有印象。关于爷爷的记忆，只是脑海里的一幅画面，和他留在村子最北面的一块墓地。那个时候，坟前还没有墓碑。许多年过去了，是坟墓长腿跑回了村子，还是村子野蛮生长侵占了亡人的安息之所？爷爷天天在这里，听着村民的家长里短，感受着他们的悲苦酸甜，会不会很累？逝者的世界会不会人满为患？语言、文字和服装是不是很混乱？新旧掺杂、各种版本的货币兑换会不会颇费周章……有人说，死亡不是终结，只是走出了时间。爷爷没有远离，他只是走出了时间，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逢。
想到不久将是爷爷的祭日，这个普通却带着隐隐哀伤的日子，总会让我一遍遍回忆他那永恒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