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忍
观看西安易俗社创排的秦腔新编历史剧《还我河山》之前，我不免疑惑：以岳飞抗金为题材的戏曲，早已遍及诸多剧种，再将其搬上舞台会出新吗？待看过之后，的确又生出一番新的审美感受。其强烈的悲剧意识，大写的人格魅力，丰富的人性情感，壮烈的家国情怀，给人留下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
这是一部英雄悲剧。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时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悲剧的这一经典定义，也就深刻地揭示了《还我河山》戏剧性冲突的实质。当时，金军入侵中原，“掳男抢女金邦去，做牛做马在北廷！”岳飞抵抗侵略、收复失地，是时代的要求、众生的热望。然而，由于秦桧之流小人得势、祸乱朝纲，极尽诬陷之能事，遂使英雄只能“栏杆拍遍，无人会”,无奈“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了。
岳飞的悲剧性成因主要有二：一是其大写的人格与秦桧之流伪诏施令的尖锐对峙。金兵溃败，乘胜追击，剑指黄龙，一举歼灭穷寇，势在必行。正在士气高涨之际，秦桧假借皇上名义，于一日之内连下12道撤兵圣旨。是妥协还是持守？是做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还是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是息事宁人明哲保身还是心存正义、岿然故我？岳飞毅然选择了后者。岳飞的人格魅力，在作品的后半部得到进一步升华。万俟卨审讯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生死关头，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持了自己的一身清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人格”这个词，这个词是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人的认知、情感、行为的综合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岳飞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就显得极为可贵。它超越时代，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圭臬。二是岳飞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博大情怀与秦桧之流肮脏行径的剧烈冲突。与岳飞大写人格密切相关的，是其对老百姓的一腔悲悯情怀和对国家领土完整的不懈奋争。在岳飞的心目中，大好河山，金瓯一片，属于大宋王朝，属于广大民众。他与刘氏春桃祖孙偶遇，视刘氏为义母，认春桃为义女，表现出来的人性情感，令人动容、心生恻然。这个情节，真实地揭示了岳飞之所以能够为了民族利益而赴汤蹈火，为了收复大好河山而不惜生命的精神源泉。朝堂议事一场戏，为了揭露秦桧的真实面目，他不顾个人安危，怒斥其内外勾结的卖国行径，则进一步加剧了剧情的悲剧性进程。他牺牲的是自己的生命，留给人间的是一片丹心；他舍弃的是自己的家庭，维护的是国家的领土完整。岳飞这一艺术形象，使人在哀怜中惊醒，在惊醒中奋起。
岳飞悲剧的制造者，是权相秦桧。此人最大的特征，是以权谋私且不择手段。早在民族戏曲形成阶段，宋杂剧对其丑恶嘴脸就有过无情揭露。据有关史料记载，1145年4月14日，为庆祝乔迁之喜，秦桧大摆筵席，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恭贺，还有戏班子为其助兴。可就是在这次宴会上，有伶人借机表演“参军戏”，讥讽其聚敛钱财的丑行；次日就有伶人被下大狱，残害致死。岳飞的悲剧，不过是秦桧恶贯满盈的故伎重演而已。至于万俟卨这个人物，是狗腿子，是打手；他飞扬跋扈，心狠手辣，无非是有秦桧做后台撑腰。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祸国殃民，实为社会一大公害。作品所塑造的秦桧、万俟卨形象，其认识价值自不待说。
岳飞的悲剧故事，在元代就有剧作家孔文卿所做杂剧《东窗事犯》。至明代，《东窗事犯》又被传奇作家姚茂良改编为昆曲《精忠记》。特别是1937年6月，戏剧家封至模创作的秦腔历史剧《还我河山》，晋京慰问抗日驻军，观者“足无隙地”，反响强烈，在秦腔现代史上传为佳话。西安易俗社此次采用同一剧名搬演同一故事，古调新弹，立足原创，从主题立意到人物塑造以及舞台呈现，均有其独创性。如果说，封至模当初创作《还我河山》意在鼓舞抗日斗志，那么，易俗社新创排的《还我河山》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让观者回望历史、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