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红霞
印象里，经常晃动着父亲的两种姿态——一会儿是他弯腰一把拢住麦子收割，一会儿是他坐在桌前噼里啪啦几个指头拨拉算盘。
有时就心生疑惑：父亲到底是什么身份？严格说，父亲是个农民。他一生依靠土地吃饭，人没离开过农村。农忙时，父亲像个棋子，移动在喧腾、平整的褐色农田里，耙田、撒肥、锄苗、浇水、抢收，每天都劳累到倒头就睡；农闲时，他会猫在家跟几个哥们儿喝酒聊天儿。可以说，他连个农民工都算不上。
父亲是农民，可他又似乎不大能做好一个农民该做的活儿。20世纪90年代，运输工具落后，家家都用一种叫“排子车”的木质农具。满地的麦个子，放在容积有限的排子车上，巧手的人用一道道粗粗的缆绳，把麦个子一个个绑到车上，像一座小山。人在两个车杆之间弓腰塌背，差点就“隐身”了，只看到一座小山在移动。父亲的这项技术是不过关的，所以，堆叠得不甚齐整的麦个子在车上随着颠簸一摇一晃，随时都有坠下来的危险。遇到坑洼泥路，整车的麦个子便轰然倒塌。邻居的庄稼把式江爷，无论做什么农活都是一把好手，捆绑的车子稳固得很，再怎么摇晃，车与麦个子都是一个整体，除非连车子也翻掉。我也曾看到父亲在那个用烟盒订起来的小本上，把这些使唤牲口的口令写下来，嘴里咕咕哝哝地念叨，像个背诵课文的学生。我好生奇怪，爹读到高小，连几个驾驭牲口的口令都记不住？
其实，父亲不像农民也正常，他有着几年的学校教育经历。出生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爹天资聪颖，读完了村里的小学，就去了离家五里的镇上“深造”。那时，正值60年代的那场大饥饿时期。正值“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自然也是每天饿得前心贴后心。为了安慰咕咕叫的肚子，他和同学结伴儿去偷学校菜地里鸡蛋大小的茄子，甚至躲在厕所里吞下一块儿外面捡到的馒头片儿。最终，他难以忍受那种噬心的饥饿感，拖着行李，一路歇了几歇，终结了他的学生生涯。那些曾与他同窗、熬过灾难的同学，按照政策都参加了工作，成了国家干部。而我的父亲，却因为当时打了退堂鼓，做了农民。
父亲还有一个不像农民的地方。他在村里当支书，不时会有到邯郸市开会的机会。在少年的我眼里，邯郸市就是个百宝箱，要啥有啥。每次去邯郸，经常挎在爹自行车把上的那个黑色人造革包，就会变魔术似的变出几块糖、几个麻花，一块好看的手绢等，当然还会有一本《故事会》《民主与法治》或是《白话聊斋》。那时，家家经济不宽裕，谁会有多余的钱去买闲书呢？况且，父亲的同龄人大都不识字儿。父亲不但识字儿，还隔三岔五，带回几本书。
父亲是村里“一把手”，但再“一把手”也是农民。不过，“一把手”让他成了一个罩着光环的农民。有事儿时，爹就打开麦克风，先呼呼吹两下，然后就对着喊：“邢增福，邢春生，马上来开会！”大喇叭的“嗡嗡”声很快布满全村。邢增福、邢春生，一个是村委会主任，一个是会计。父亲没有了平时干农活时的急躁，手指轻击桌子说：“这次公社布置的公粮缴纳任务不轻，咱得好好合计合计该怎么个交法。你们都说说。”此时的父亲，端坐桌前，自信坚定，还真有几分“将”的派头。虽然，这“将”有点“地气”有余，威严不足。
其实，父亲也有属于他的“高光”时刻。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到春节前夕，左邻右舍都会把红纸拿到我家，请爹写春联。我一直记得那一幕：冲门的放桌上，父亲“哗”地展开一张红纸，顿时，他的脸便被罩在一片红云里，显得神采奕奕。他先把裁好的红纸留下被称为“天”和“地”的两端，剩余的平均分为七份，折好。他稳稳坐下，选位、悬腕、运笔，一气呵成。不一会儿，爹就把不大的地面铺满了。红纸黑字，耀眼得很。
麦浪中弓起的脊背、算珠间跳跃的手指，父亲用两种姿态，书写着不完美却真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