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圭峰山群峰竞秀，古木参天，宛如大地隆起的坚实脊背。微风拂过郁郁葱葱的山林，为炎炎夏日送来阵阵清凉。
山脚下的高新区庞光街道庞新社区，一派祥和宁静。村民房前屋后绽放的缤纷花朵，门前整齐停放的一辆辆小轿车，无不显示着日子的殷实。矗立在社区红色广场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驻地旧址”碑石，默默诉说着今日幸福生活背后流淌的红色血脉。
就在这片土地上，藏着长征路上动人的星火，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过境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时的“温暖驿站”。当年，村民们自发救助了隐藏在焦将村的 38 名红军伤病员，上演了一幕幕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活剧。这些故事虽不广为人知，却如星辰般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不寻常的“十月会”
为了追寻红色地标背后的故事，盛夏时节，记者来到了庞新社区。79岁的郑义林是土生土长的焦将人，身为史志工作者，他曾参与《户县志》《庞光镇志》等书籍的编纂。在《庞光镇志》中的“过红军”章节里，他对那段历史作了详尽记述。
“要说起红军过境户县，还要先提焦将人年年过的‘十月会’，1932年的‘十月会’，过得最为刻骨铭心。” 郑义林的话拉开了时光的帷幕。
1932年，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准备到川陕鄂边境建立新根据地，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改道西征。11月26日，由长安进入户县境内，驻扎在庞光镇焦将村。
当年的11月26日，正值农历十月廿九。这一天，正是焦将村十月古会的前一天。
“听老人们讲，早上起来，村里人都欢欢喜喜为第二天过会忙活着，大家蒸蛋蛋馍，煮肉，准备菜蔬。快到中午的时候，忽然听说有队伍从东边过来，一下子人心惶惶，不知来的是啥队伍。”郑义林说，那时大家瞬间都无心过会了，男女老少腿脚好的都想办法躲避。有的大人带着孩子上了山，还有的躲到了亲戚家，留在村里的多为胆大之人和老人。
和其他村民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村民刘安仁却难掩激动。当时，作为中共党员，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多时，带着“终于要找到组织的”喜悦，他和同村党员刘生玺挨家挨户敲开村民的家门。
郑义林正在编写的《鄠邑第一名中共党员刘安仁》书稿中，也详细提到了这段历史：
当日，刘安仁和刘生玺走上街道，挨家挨户宣传，说今天过来的队伍不是国民党军队，不是土匪，过来的队伍叫“红军”。乡党们没有听说过“红军”，都担心会不会又是抢人的队伍。刘安仁赶忙向乡党们解释说，这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给咱穷人撑腰的队伍，是专门打国民党的队伍。乡党们一听这才放了心。经刘安仁、刘生玺宣传后，村民都打开自家的门，让红军住下。出外躲藏的人也都纷纷在当天下午回了家。
红军在焦将村的“两天两夜”
红四方面军在焦将村住了两天两夜，驻留时间虽短，却以严明的纪律和点滴细节赢得了民心。
这些年，在编写当地史志的过程中，郑义林曾走访了许多老村民、亲历者，查阅了大量档案、史料，对于这段历史早已熟记于心。
“红军进村后，一些战士住进村庙，还有一些战士则住在戏楼和祠堂。由于红军人多，但村上的住处少，屋檐下、牛棚里都睡的有红军战士。”郑义林说，当时已经是寒冬，许多红军穿得非常单薄，老乡们几次三番想让他们到自家火炕上睡，都被红军谢绝了。
关于红军过境的故事，刘安仁的孙女刘亚东，也听祖辈们讲过不少。“我曾听奶奶说，红军住进村后，用大刷子在墙上写下‘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
郑义林说，红军生活极其艰苦，却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也不吃百姓的饭。“住在村里的红军，看着村民为过会准备的蛋蛋馍，觉得很好奇，村民递给他们几个，让他们尝尝，红军摆摆手，谢绝了。红军在街道上、院落里，支起锅台，自己做饭。”
“红军战士领着穷人去分土豪劣绅家的粮食，一些穷人不敢去，怕日后被报复。红军便作动员工作，让穷人团结起来，不要怕。后来，红军带领村民没收了焦将及附近村庄地主的粮食、衣服、财物、牲畜等，将部分财物分配给农民。
红军的一言一行，感动了村上不少人。村民刘志俊在宣传动员下也加入了红军队伍。新中国成立后，刘志俊还带着他的山东妻子回到焦将村。此后每逢过年，村里人都会敲锣打鼓，给他拜年。
红军伤病员的“温暖驿站”
红军在焦将村住了两天两夜，28日凌晨，因国民党追兵靠近，红军离开焦将村继续沿山西进。
郑义林说，红军在庞光地区留下了38名伤病员。刘安仁看到这些伤病员有的是枪伤，有的是染病，很是着急，他和刘生玺商量后，立即动员当地群众，想办法救治这些伤病员。
刘安仁和刘生玺冒着生命危险，组织群众将伤病员先隐藏于焦将村的庵庙内，动员群众给他们送米汤面条。刘安仁不仅拿出自家的粮食，磨成面粉，给伤病员做饭，还拿出家里的衣物、被子，给他们御寒。刘生玺去黄柏坡请老中医为红军伤病员看病，又到庞光镇买来药膏给红军伤员贴敷。
村子南边生姜窖周围一片荒芜，很隐蔽，村民崔生枝就让红军伤病员藏在生姜窖里，晚上偷偷送去稀饭和馍。村民华存胜去麦草垛扯麦草时，发现这里藏了一名红军伤员，他便在麦草垛掏了个洞，让伤员藏进去，每天送去饭食。
20多天后，外边的风声小了，大多数伤病员痊愈后便向西寻找部队而去。
有个别红军留了下来，例如红军伤员王鹤云被一位万姓老太太好心收留，精心照料，后来还被焦将村周边的炉丹村王姓村民收为义子，在村上落了户。庞光镇王寨村赵履祥老人还收留了15岁的红军伤员朱国华，朱国华拜赵履祥为干爷。1973年，离休的朱国华从沈阳专程来到王寨村，感恩赵家当年的救命之恩，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
这些内容，在《庞光镇志》《东焦将志》等史志资料里均有记述。
红色村落的变与不变
如今，昔日的焦将村已变身比亚迪汽车厂区，村民们或安置在整齐的院落新居，或迁进了敞亮的高楼，但那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驻地旧址” 碑石和远近闻名的云际寺，还在讲述着红色故事。
距寺庙百米开外，便能望见那棵村民们熟知的千年银杏树，树高约有20多米。循着古树的浓荫走近，不知不觉就踏入了庙门。这棵能庇荫二三百平方米的银杏树，曾在1932 年的寒冬里，悄悄庇佑过数十位红军伤病员。
听村里人说，云际寺位于原西焦将村的西边，当年为避开国民党的搜查，安置红军伤病员须得分散，不能集中。除了村民家、生姜窖这些地方，不少伤病员就被妥善安置在云际寺里。
寺在，树在，那段红军与百姓相护相依的往事也在。
如今，离此不远的庞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红色广场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驻地旧址”碑石静静矗立。碑石北侧的 “红色记忆” 宣传栏里，“红四方面军过境庞光”“庞光群众救治红军伤病员”“我亲眼见到了红军”…… 这些动人故事，共同构筑起庞光人不朽的红色记忆。
广场上，不时有孩子在此驻足凝视，轻声念起宣传栏里的故事，随行的家长仔细解读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这样的互动，成了秦岭脚下庞新社区里寻常又鲜活的日常。
从 1932 年的寒冬到 2025 年的盛夏，焦将村有变，也有不变，二者同样令人动容：变的是日新月异的生活，不变的是对那段红色历史的坚守与传承。
这段镌刻在秦岭脚下的红色记忆，必将如圭峰山上的苍松，历久弥新。
记者手记
触摸庞新社区的红色年轮
站在昔日焦将村的土地上远望，鳞次栉比的比亚迪厂房宛如整齐的方阵：蓝色屋顶与素白墙面，透着现代工业的干练；机器运转的嗡鸣声替代了昔日的鸡鸣犬吠。
刘亚东说，这里几乎找不到老村的痕迹了。夯土院墙被混凝土取代，田间小径化作物流通道，连最年长的村民，也只能在记忆里勾勒出老村的模样。
但当街道干部捧出《庞光镇志》，当社区主任拿出《东焦将志》，纸张翻动的沙沙声里，一个鲜活的村庄渐渐浮现。镇志村志里，1932年红四方面军过境焦将村的见闻，都收录在“过红军”或“红色记忆”的章节里。“村南生姜窖里一片荒芜，很荒芜，很隐蔽，遂将红军伤病员藏在生姜窖里，晚上偷偷送去稀饭和馍”……那些带着温度的细节，清晰地锚定了村庄的红色坐标。
“这些红色故事我从小听到大。房子拆了，地征了，可这记忆不能断。”郑义林说。
离开时，午后的阳光正掠过比亚迪厂房的白色墙面，也照在了我手中的镇志村志封面上。原来，真正的村庄从来不会消失，当物理空间被时代浪潮重塑，那些被郑重记录的故事，才是最坚固的精神堡垒。
老村会拆迁，厂房会更新，但留在纸页间、文字里的真情与坚守，永远诉说着一个村庄与一片土地的赤诚。
（记者 陈静 拓玲 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