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娴之子
一部好的作品，绝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一定是从作者到主人公都被融入深深的情感之中，从而把读者也带进来，与之同喜同悲。
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者，每重读必有初读般的新鲜感，而初读又有唤起珍贵记忆的重逢之感。”古今中外，一些好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总是能让我们产生共鸣，百看不厌。文学作品是这样，书法艺术更如此般。最近重新研学“天下三大行书”，深刻体会其中的核心与灵魂，真是情到深处书自圣。
行书第一，当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我愿称之为“悦情”之作。农历三月三是上巳节，是我国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上巳节这天，大家要去踏青，要“修禊事”，就是在春夏之交，通过沐浴、采兰、宴饮等仪式驱除不祥。而在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也要在这一天相聚兰亭“流觞曲水”，举行雅集。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谢安等文坛大咖42位，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溪畔，伴随着高山流水，羽觞漂流，醉卧竹林，斗酒赋诗，写出了37首诗，并决定抄录成集；在热烈欢愉的气氛中，公推王羲之为诗集作序。飘飘欲仙的书圣，半倚轻石，望着杯中残酒倒映的星空，把极度的欢愉侵入墨池，飘逸的心态汇入笔端，洋洋洒洒，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兰亭集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字里行间，流淌出超越生命的豁达；21个“之”字形态各异，如风中的竹子摇曳生姿。他是在书写，更是在用笔墨倾情，让1600多年后的我们仍能从中感悟到书法家的飘逸与豪情。后世临摹者万千，却再难复现那份带着醉意的欢愉。
行书第二，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我愿称之为“悲情”之作。这篇文稿记载了大唐帝国由盛及衰时发生的悲惨事件，颜真卿堂哥颜杲卿一家在这一事件中忠贞为国、大义凛然、不惧生死的悲壮一幕。安史之乱爆发时，颜真卿为河北平原太守，颜杲卿为常山太守，均为安禄山辖区之内。面对安禄山的叛乱，兄弟二人奋起反击，颜真卿守平原，颜杲卿父子守常山，儿子颜季明还为二人传递情报。后叛军史思明围困常山，城破，颜杲卿父子被捕，并先后被残忍杀害，颜氏一门被害30余口……安史之乱后，颜真卿命人寻访颜季明的首骨携归，悲愤交加，悲痛欲绝，一气呵成血泪浸透的《祭侄文稿》。乍看上去，歪歪斜斜，横七竖八，多处涂抹；细细斟酌，用心品味，就能感受到作者把悲愤化作笔尖的雷霆，一张匆匆抓来的稿纸，透过笔墨书就了中国书法史上最悲情的“哭墙”。整个书写毫无掩饰，其行文速度，情感起伏，抑扬收放，高度一致。字即手，手即心，心即作者，作者全篇234个字，只蘸了七次墨，满纸的渴笔，开始是行书，后来是行草，因为控制不了的情绪，字就变成了大体，尤其落笔“尚飨”二字，字形拉到了极致。墨迹时而如刀砍斧凿，“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时而痛如呜咽，“抚念摧切，震悼心颜”。多处的涂改，是情感突破理智的愤怒，泪水洒在宣纸上，与墨迹一道，悲愤中记录了家仇国恨，也铭刻了一个民族的忠魂。这幅作品告诉后人，最高的艺术是让文字笔墨与生命同频震颤，这已不是切肤之痛，而是深入骨髓的悲情史诗。
提到苏轼的《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帖》），文人雅士都不陌生，这是公认的行书第三，我愿称之为“苦情”之作。宋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因是谪官，无俸禄，只有微薄的实物配给，生活异常拮据。被贬的第三年寒食节这天，他看着“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只能“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而这天是寒食节，不能生烟火的，“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帋”，这两句诗写得就如钝刀割肉，字字见血。“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寒食节应该祭奠祖先，而苏轼父母的坟墓却在万里之外。此时的苏轼，尽忠尽孝皆无门，所以他发出了深深的感叹：“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节的墨色如同苏轼苦情，浓淡如命运起伏，字形忽大忽小，似心事明灭。有人评价这篇不如《兰亭集序》飘逸洒脱，不如《祭侄文稿》磅礴悲壮，却恰恰忘了三者书写时的不同心境。苏轼是在绝境中把苦情、韧性淬炼成美学，就像黄州江畔的芦苇，虽被风雨压弯了腰，却仍以倾斜的姿态展示其美。
“心灵自有其理，是理智永难抵达的秘境。”而艺术，正是通过这秘境的船票。“天下三大行书”之所以成为不朽之作，是人品、文字、书法达到了高度统一，悦情、悲情、苦情融入其中，让文字有了生命的脉搏，笔墨刺穿时空，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