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历史深处的这几个文人，皆有才华却无操志，即便灰飞烟灭了，亦变成故纸堆里的笑料。
沈德符，明朝大学问家，其作《万历野获编》是中国笔记小说的翘楚。“野获编”典出《左传》：“裨堪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意思是说，沈先生和许多在野知识分子一样，处江湖之远，忧庙堂之高，有着“位卑未敢忘忧国”一颗红心。这本书对上不歌功颂德、对下不哗众取宠，有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传统。
沈德符家境优裕，才华横溢，是举人，但未去做官。他有意沉潜学问，把玩笔墨，追求“景倩故家，多谙掌故，文笔条达”，把自己沉沦为普通老百姓。这种从容心态、高迈器识，使他看待社会的视角理性而客观。他冷眼旁观社会上的“风气之转移，俗尚之改革”，尤其对变革时代的文人有着透骨入髓的了解：“士人无耻莫甚于成（成化）、正（正德）间，至弘治而谄媚风稍衰。惟嘉靖以来又见之。”比如，张璁宰辅执政时，善于玩弄权术，正人君子视为异类，认为其不近人情、没有官德，“其始终附丽者，惟汪鋐一人”。
汪鋐先任广东，因贿交了方献、霍韬两个官员，才受到张璁的信任，成为刎颈之交。有了权相的加持，仕途一片光明。汪鋐飞扬跋扈，得意忘形，不小心言语上触犯了张璁。张便命令门房严防死守，不许汪鋐进来，不听解释。张璁的绝情人所共知。但汪鋐的处心积虑亦让人目瞪口呆，这家伙想了一个绝招——他租赁下张璁邻居的房子，挖地洞通向张府庭院，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张璁既惊又喜，两人冰释前嫌。“虽待遇如初，而心薄之。”寻找了个机会放官到外地去了。
小人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一个族群，代表着人类进化的畸形发展或退化返祖。严嵩是著名的奸相，縻官鬻爵，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嘉靖进士赵文华当监生时，严嵩为祭酒，互相赏识，成为朋友。赵文华任刑部主事，因过错被贬谪流放；严嵩说情，留在京城，后致大用。赵文华感激涕零，无以为报，就拜严嵩为义父，“嵩爱如亲子”，这就引起了严世蕃的羡慕嫉妒恨。赵文华私自进贡百花酒给皇上，严嵩知道了勃然大怒，断绝往来。赵文华求到严夫人膝下。一日，严府家宴，严夫人故意说今天合家团聚，咋不见文华到来？严嵩愤愤不平，述其负心之事。严夫人哈哈一笑，咱儿子犯个错误，你咋忍心逐之门外呢？赵文华在庭外等候多时，一听父母召唤，飞跑近前，跪地泣请，才得宽恕。但父子间心生嫌隙，严世蕃不停拱火，后赵文华犯错招惹了皇帝，严嵩不再设法挽救，被斥为民，很快死掉。
张居正执政时权倾天下，独断专行。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本来是高拱的入室弟子；他丁艰归来等待出任官职，那时高拱已被政敌张居正击败，就花言巧语投靠了张恢复了官职。张居正“夺情”（意即贪恋权位，不守丧，不丁忧）时，十三道衙门公议，诸多官员都认为有违古制，不可享受特权，准备上奏皇上。张居正召去了执笔人陈三谟，严加训斥，认为他应该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支持自己。陈三谟哭哭啼啼，“退而奋笔为首上之”。张居正投桃报李，提拔他当了“太常寺卿”。越三年，“辛巳大计”，官员考评，张居正嫌隙他“夺情”关键时候优柔寡断拿不出手，就找理由贬到闲散单位去了。张垮台之后，陈三谟跳出来慷慨陈词，把自己塑造成了坚持正义的化身。沈德符道：“是三人者，濡足权门不足责，既而蒙谴，智者必远引，自庆脱网矣。乃以数行清泪，再荷收录，始终以爱驰，不免冰山而泮。” 意思是说，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巴结领导没有错；但当领导不高兴，要么远离，要么淡化，要有自知之明；而不是哭哭啼啼，卖身求荣，这种人身依附就像靠近了一座即将融化的冰山，失败是必然的。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未来的意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吸收养分，古为今用是知识分子的道义和价值。熟悉历史的文化人，应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人，应是有自己沉静乃至孤独精神空间的人。正是因为这份内敛、自尊和纯真，文艺作品才会有情意、有灵魂、有境界，才会有可信度、说服力，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