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平
常在这条河岸走，我竟忽视了一株长在桥墩石壁缝的泡桐树。
几枝烟灰色的虬杆，不见芽叶，突兀翻越护栏，阒然开出一嘟噜一嘟噜的紫铃铛花儿，芬芳抵鼻，触手可及。
记忆中的泡桐，不是要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才会开花吗？我在故乡老屋门前禾坪场放风筝，只顾着仰望那一树盛放的泡桐花，不经意间，松开了手中的线头。风筝飞到泡桐花枝梢尖，高高挂起。我急得跺脚，试图爬树取风筝。可我稚嫩的双臂，抱不住高大粗壮的树干；我站上高凳举起长篙，亦是如“竹竿顶天——差 一大截”。那只纸糊的风筝，随着那些被风误伤的泡桐花凋零，破碎成一地黄褐泥土。我为此伤心过好一阵子。眼前的泡桐花，仿佛又幻化成父亲为我重做的新风筝，牵引我的思绪，回味起那些往日时光。
那年四月，女儿在一片盛大的泡桐花海前，告诉我泡桐花的花语——“永远的守候”。人总喜欢给事物赋予生命，以此来寄托美好的愿景与志向。如此说来，泡桐花还是我家的幸运花呢。当时只有15岁的女儿，提前参加高考，心理素质还不够好，因参加“百日誓师大会”带来的紧张，导致模考成绩骤降。那个周末，她在房间抽泣，颓然说着要放弃高考。我顿时慌乱无措，匆匆带她踏上一列即刻出发的绿皮火车，想用一场旅行安抚她、治愈我。
车轮与铁轨“哐当哐当”碰撞，我的心忐忑难安。摇晃的车厢内，拥挤喧嚣，加重了我“揠苗助长”的焦灼。尤其是当火车穿行在那段暗黑隧道时，更令我深陷于无以言说的心疼和内疚：为何要催促一株小苗早早开花？
火车临时停靠在一个小山村旁，女儿随手掀开车帘，刹那间“哇塞”一声。定格在我们母女视线眼眶的，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泡桐花树——淡紫的、乳白的花朵，一串串挨紧一簇簇，与西斜的余晖相掩映，与天际的闲云并肩；像连串的风铃，又像聚集的小唢呐，或婉转轻吟，或引吭高歌。我情不自禁念起“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女儿谦虚搭话：“我可没韩偓那般天资聪颖，十岁就能走马之间即成文章。”我看到，泡桐花色在她白净的脸庞渐染出缕缕紫霞光彩；我们的话匣子里，开始装满松弛与振奋。
传说在亚洲的某些国度，自家中降生第一个女儿的那天起，父亲便会在家门前种下一棵桐树；待女儿出嫁，用桐木为女儿打造整套嫁妆。也许是泡桐，也许是梧桐，这两种木材都具有轻质、耐磨，不易变形的优点。想必这座小山村，也养育了不少如花似玉的女子吧，也定是有诸多父母在悉心呵护栽培这些泡桐树。
我与女儿说起了那棵让我丢失了风筝的泡桐树，是大姐出生后父亲种下的。我认识那棵泡桐树时，它已高出屋顶，枝樛花蕤；每年三四月间，花期如约沓至，夜来风雨，悄然扇落繁花满地。我拾过那些碎瓣，贴在鼻尖嗅它的香气，不巧被父亲瞧见，挨了训： “花瓣被蚂蚁蜘蛛沾过，会毒烂鼻子的。”某些人对花粉会过敏，农民父亲没有足够的医学常识解释，只懂严厉管束我们几姊妹，不要在外撒野捣乱。我悄悄爬过矮桑葚树，吃得唇乌牙黑，惹一身红疙瘩，痒痛难耐好几天；三姐偷过没熟的毛桃，藏在松紧裤扎起的衣兜里，洗了几盆水，衣服上还是有桃胶油痂子；哥哥还把邻居的嫩毛冬瓜中间掐腰，使其长成陨葫芦状…… 父亲惩罚我们的方式，就是在泡桐树下画个圈，命令我们立正站圈内，受竹丫抽打手脚20下，打完还要定规矩：只许在泡桐树下乘凉，或者读书写字。奇怪了，那一树浓茂的硕叶上，从未掉下一条毛毛毒虫？ 原来，是泡桐叶背面自带锋芒，那些细密的绒毛，能抵抗外界的侵袭。
我们跟着那棵泡桐树，在一年年的花开花落中长大。那棵泡桐树，后来做了我家新房的窗框。木匠拿着锯子来时，父亲忽又阻止了，他发现树杈有个鸟巢，窝沿边趴了几只湿羽黄嘴喜鹊，便要木匠过了秋天再来。我听到木匠在催父亲：“过了这季，白天日子短，你计工钱不划算的。”父亲仍然坚持，等那几只雏鸟起飞了，才锯了泡桐树。
“轰隆隆”的火车头，次日扭转到家的方向。我们的紧张焦虑，被邂逅的那片泡桐花海冲缓稀释。那年夏天，女儿顺利考上一所心仪的大学。
再次望向桥墩石壁缝的紫铃铛花，耳畔响起了宗璞在《紫藤萝瀑布》中那句话：“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一蔸草一捧露，一花一世界，又何必去挂心它是先开花后长成大树还是先长成一棵大树再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