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个月回家，院子里跟往年一样长满了丝瓜。丝蔓还在一往直前地延伸，黄花也在接踵地开。
父亲端着菜，同样低头侧身绕过丝瓜，把菜放在桌子上说：“今年年成好，没怎么管理，丝瓜照样生许多。”
傍晚，父子俩在院子里吃饭，丝瓜架上挂着淡淡的弯月，一片叶子下面倒挂一只飞倦的蓝蜻蜓。院外水潭里，青蛙短促而响亮的叫声此起彼伏；水潭边的苦楝树里，两只知了激烈地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在绿色“凉棚”下光膀子吃饭，已经成为我和父亲的习惯。夏天白昼漫长，遇上客人来访，一边吃一边聊，不着急，一餐饭吃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晚，反倒是凉风让人更加舒适。我发现父亲年纪越大，越喜欢吃丝瓜。我知道其实他是无奈，牙齿几乎掉光了，稍微硬一些的蔬菜，咀嚼起来吃力，于是清润溜嫩的丝瓜，就成了他的首选。
我小时候父母就离异，父亲不叫我名字，叫我“丝瓜络”，说我是他从外面捡来的。亲戚也叫我外号，因为我长得瘦，皮肤虽白但是很皱，一张幼稚的脸布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皱纹。后来我才知道，“丝瓜络”是没人要的老丝瓜瓤，怪不得连妈妈都不要我，这让我在同年人中很自卑。
每年春天，地里开始散发温煦煦的土腥味时，父亲就从谷仓里找出丝瓜种子，放在手掌心，用指尖挨个划过它们，就像抚摸我的头，仔细检查每一粒种子。他将种子丢在墙角棕色破陶罐里，盖上一层柔软的细土。有时他不放心，担心年成不好，为保险起见，又丢几粒扁豆种。接下来的每个清晨，他端着热气腾腾的茶杯，弯腰附身在陶罐前，查看嫩苗有没有出头。
丝瓜种子一个星期就可以发芽，接着抽丝。父亲在陶罐边放一根竹枝，引导丝瓜藤努力向上攀爬，让纤细的丝缠住竹枝。尽管如此，藤蔓依然很孱弱，遇到风雨吹袭，它们会从竹枝上滑落下来。父亲重新把它扶上竹枝，用粗糙的双手笨拙地将丝蔓一次次来回绕在竹枝上，他还不放心，又用细绳固定住。过不了多久，丝瓜藤就像青春期的我一样，疯了似的长，爬上为它准备好的架子，爬上不让它爬的门窗，还不懂节制地沿着墙爬到屋顶上去。它不受控制地生长，长出茂密的叶子，开更多的黄花，仿佛在炫耀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强壮且无所不能，再无需父亲的引导。这时候，父亲只能任它的性子去闯，只是时常往丝瓜藤的根部施加肥料。
几瓶啤酒下肚，月亮更高更亮了，我把老竹床搬到丝瓜架下，倒头就睡。睡到半夜，一只小虫子撞在脸上，把我惊醒，发现身上盖了一条毛毯，父亲不善表达他的情感。我睡意全无，头顶上方的丝瓜，安安静静地垂悬在斑驳的月光下，不再像白天那般喧闹。四周寂静，在虫鸣声中，我甚至听得见丝瓜藤攀爬的声音，很轻，窸窸窣窣，如同蚂蚁在纸张上行走，留下无形的文字。
第二天起身回城，父亲早早摘了一篮子蔬菜，茄子、辣椒和各种瓜果。他拿起一把生锈的剪刀，举起来剪院子里的丝瓜，挨个挑选又大又嫩的。“够了，够了，带不了这么多，留一点你自己吃。”我抢下父亲的剪刀。
丝瓜架下不知暑，我想让这些丝瓜留在院子里，陪着鳏居的父亲，它们像极了小时候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