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陕西非公有制经济规模逐步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发展速度加快、市场领域不断拓宽，对稳定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呈现持续增长趋势，2024年全年陕西民营经济增加值17581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9.5%，较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这一增长态势主要源于陕西省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如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创业创新、吸引投资等，推动民营企业在高新技术、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不断拓展，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自2011年以来，陕西非公经济增加值连续13年占据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且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由2011年的50.5%提高至2019年的54.6%，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2023年，全省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为50.5%，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达到17057.17亿元，较2011年增加10909.26亿元，反映出非公有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整体经济，对GDP的贡献日益显著。
在规模扩张的同时，陕西民营企业结构逐渐优化。2010-2022年，陕西省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与实现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的增长率均为最大。202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538.7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621.96亿元，同比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14518.97亿元，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18397.84亿元，增长5.0%。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突出，全省经济运行逐季加快，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民营企业推动就业规模扩张
民营企业作为民间投资的主要载体，其产能扩张、服务延伸及新项目布局等经营活动，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集聚的批发零售、现代服务、中小制造等劳动密集型领域，必然伴随用工需求的增长。相较于政府主导的大型基建项目，民营企业具有单位投资就业弹性高的特征——每百万投资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当前，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陕西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4年陕西省民间投资增速6.9%，高于5.2%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对带动城镇新增就业43.4万人功不可没。截至2025年2月，全省民营上市公司数量较2019年底的13家增至33家，占全省上市公司比例由26.5%提升至40.2%；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已增至22家，占比从2019年的16.6%跃升至66.6%。民营经济展现出更强的就业韧性，在提升就业增量中具有突出作用，成为存量就业市场重要的稳定器。
民营企业带动就业结构优化
近年来，陕西省聚焦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建设成效显著，为就业结构转型注入了强劲动力。隆基单晶电池等重大项目建成投产，比亚迪零部件扩产等项目落地，2024年，陕西汽车产量达175.4万辆，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4.5个百分点，排名全国第七；汽车出口增速达215%，居全国第一，产业链总产值超4400亿元，新能源产业扩张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仅有助于陕西省经济质效提升，更带动了就业结构的深度调整。2023年，西安百强民企共容纳就业人数245230人，其中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崛起，不仅直接吸纳了大量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更通过产业链辐射效应，带动了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光伏设备配套等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发展，间接创造了数以十万计的关联就业岗位，推动就业结构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技能”复合型转变。
民营企业促进就业质量提高
民营企业在提高就业质量方面，不仅仅局限于薪酬提升，更进一步上升到对于员工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制定上，并呈现出系统化管理、差异化实践等特点。企业通过构建覆盖职业技能鉴定、学历提升补贴、职称评定及高端科研人才培养的全链条体系，实现了从基础劳动力到高精尖人才的多层次赋能。与此同时，以完备的福利薪酬体系为促进就业质量提高的源头保障。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的劳动权益，是衡量就业质量的核心标尺。据陕西省统计局数据，2023年陕西省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8022元，比上年增加3465元，同比名义增长6.4%。扣除物价因素，2023年全省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6.2%，增速平稳。
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
一是以制度供给强化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通过构建适配市场规律的制度框架，强化民营企业在就业创造中的主导地位。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行政审批流程，破除行业准入壁垒，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法律体系，确保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与市场机会，增强其长期投资信心与用工稳定性。建议建立就业贡献度评估机制，将吸纳就业能力纳入政策扶持标准，引导财政、信贷资源向就业弹性高的民营企业倾斜。同时，探索灵活用工制度创新，扩大非标准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范围，激活民营企业就业吸纳潜力。
二是以产业升级破解就业结构错配难题。依托产业政策引导资源配置，推动民营企业在技术迭代与产业链延伸中重塑就业结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建立“产业规划—人才需求—技能培养”的前瞻性匹配机制，促进就业从低附加值领域向高端制造、数字服务等领域转移。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标准制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构建“定向培养—精准输送—岗位适配”的人力资源供给体系，提升劳动力技能与产业升级的契合度。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拓展就业新空间，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培育产业链生态，带动关联产业就业岗位的系统性增长，从根本上破解技能人才短缺与结构性失业并存的矛盾。
三是以政策协同提升就业质量。构建多维度政策协同网络，系统性提升民营企业就业质量。整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金融工具，对员工技能培训、社会保障投入等质量提升行为实施梯度激励。推动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体系深度嵌入产业链，通过校企联合培养、技能认证互认等机制，增强劳动者职业发展可持续性。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框架，扩大职业伤害保障、继续教育补贴等制度覆盖面，降低就业质量提升的社会成本。通过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形成“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就业治理格局，实现就业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螺旋式跃升。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