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涛
细细思量，父亲和酒的形而下故事，多半有着某种深奥的形而上的味道。
父亲说奶奶是酿酒能手。每年伏天，奶奶都要晾晒酒曲，烈日下的芦席上酒曲微红，花呀树呀鸡呀狗呀都给熏得摇头晃脑的。入冬，农事初歇，大伯二伯三伯就会挑上担子去酤酒、卖油、粜粮，渴了累了，舀一提子，一口气喝罢，心劲就在那醇酽的味道中满满当当了。
父亲七八岁就被派去牧羊。可他最羡慕兄长们的营生，动不动就耍性子。爷爷自然断不了呵斥，奶奶却只抿嘴一笑，每日偷偷赏他一提尾酒，这才稳住了军心。母亲说，父亲成年后酒量很大，凡遇难事，一碗酒下肚，气就顺了，心也宽展了，整个人由里到外乐呵呵的。后来酒坊变成了农业社的饲养室，奶奶贫病交加、撒手西去，父亲从此滴酒不沾。
可是沉淀在酒里的那些生命记忆、生活期许，却深深消融到父亲的血液里了。很长一段岁月，父亲和他的族人们对酒抱有一种崇拜式的情感。每逢节庆，或阖家欢庆，或敬祀祖先，或招待宾朋，没有酒，那就少了精神，缺了气氛。父亲别出心裁，买包糖精片溶入滚水、晾凉，酒壶一盛，便吆五喝六地上演起那一套完整的喝酒流程——斟满盅，鸟鸣声，望星空，挂金钟，探照灯，呵一声。渭北旱原上的这些血性汉子，把水都能喝出酒的阵仗，渲染出酒的味道，还有什么能压弯他们的脊梁，阻挡他们踽踽前行的脚步？
每逢年关，日子再恓惶，再缺肉少菜，父亲都决不会短了那一小包糖精。化成水，斟满杯，燃香焚纸作揖叩拜，祀祖祭灶神。相较母亲，父亲是个十足的无神论者，但他黝黑的脸膛一派庄严，粗布棉装下的每一个动作都分外恭敬。这在我们眼中便分外滑稽，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父亲把脸一唬，瓮声说：“世上没有鬼神，可人心里得有！”而今细品，父亲的朴素话语里，竟有种比酒还醇的味道。
土地承包那年，父亲先是分得了十多亩土地；接着因了志愿军老兵的身份，每月发给十五元生活补贴；待到夏末秋初，我又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三件喜事，让父亲蜷着的腰板一下子直挺起来。他破例打来一瓶散酒，拎到爷爷奶奶大伯二伯三伯四伯的坟头，把这些喜事一一告知了亡亲。夜风里，香烛、老酒、土地、麦茬、大秋，和着父亲身上的烟草与汗垢，混合成一股悲喜交加的味道。他就在那种复杂的味道里，一直坐到深夜。
寒假，我用节余下来的伙食费买了肉、菜、烟、酒，兴冲冲赶回家过年。那是自我记事后，家里最为排场的一天。饭菜上桌，父亲把头一筷菜和头三杯酒洒到门口，敬亡亲，恻然大恸，涕泪长流。那天，他一个人差不多喝了一整瓶酒。那是我头一回见证父亲的酒量。
父亲从此心劲满满，瘦小身躯里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他种麦种秋，务瓜侍果，浑身常年一股浓烈的汗酸味。然而父亲能赚到粮食，却总是赚不到钱。没法子，他便找了户人家，以千把元的彩礼把大妹嫁了出去。大妹出嫁那年，虚岁刚刚十九。那时正在热映电影《黄土地》，讲述一个穷苦女孩渴望美好爱情的故事。暑期回家我问大妹：“好看吗？”大妹含羞一笑：“好看！”大妹出嫁时我正读大四，没能回去，春节才听说父亲那天喝了很多酒，直哭得天地黯然。
参加工作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父母接到城里。为此我苦苦挣扎了十年时光。那十年，父亲铆足了劲在他的土地上劳作。父亲种庄稼像养孩子一样经心。他耨弄的土地不见半根柴草，连鸽子蛋大的土疙瘩都要搓碎。他的手掌活像一块生铁坯，再倔强的土疙瘩都要乖乖儿碎成粉末。尤其种西瓜，他有一整套祖传秘技。先年冬天整好垅，按半米一窝，把用麸皮、油渣、鸡粪、羊粪沤好的肥料埋进去，是为养地。清明前后，七十岁的父亲和六十七岁的小脚母亲，弯腰拖一架水车，双双跪在田间一窝一窝播籽，播一窝，浇两瓢水；播一垅，覆一道地膜。
出苗后，白天捅膜放风，夜里掬土保温，腰酸腿疼得不行，母亲就劝他喝上两盅。父亲吸溜一口唾沫，决绝说：“省着！”结瓜后，父母就更忙了。把麦秸秆剪成三寸小段，浸到菜籽油盆里喝饱，一枝枝插进瓜秧旁喂根。瓜秧儿绿油油的，滚圆的西瓜见天长大，指头一弹，铮地裂开，甜得齁人。可老天最不怜念下苦人，阴雨连绵，果商把价钱能压到脚面上。父亲便捎话叫我拉到城里去卖。城里更劳神，城管赶，卫生撵，苦不堪言。我把牙一咬，一车硕大的西瓜被连蒙带唬，只给了几百元钱，刨去运费盘缠，落到手里不剩几个子儿。父亲一声不吭，佝偻着身子，拎了瓶舍不得喝的陈年老酒，闷头喝掉大半瓶，完了坐到门槛上僵成一尊雕像。夜风微凉，父亲身上的酒味、汗味、烟草味，混合成一股令人心酸的味道，至今想起仍叫我泪洒心田。
许多年后母亲还说，那次父亲很不服气，大醉了一场，泪眼婆娑问：“咱赚点钱咋就这么难？”然而酒醒之后，他又一头扎进他的承包地里。直到七十三岁那年，我才把土地往村上一交，将他接到了城里。
在城里，酒成了父亲排遣乡愁的不二选择。他说酒是粮食精华，几杯下肚，血一热，心一饧，魂就回到了家乡。在父亲的眼里，城里并非他的归属，他只能借助酒中蕴含的天光、地气、日精、月华、水魂、谷魂，咂摸故园的味道。他呷一口酒，呵一口酒气，在辛辣醇厚的味道中牵挂姑姑，牵挂他的老伙计们，牵挂他栽的那些树、编的那些笼，一手安装的那些农用具。除过有儿孙们的陪伴，其实父亲在城里多半过得并不舒坦；他说他是土命，和钢筋水泥相克。
八十岁那年，父亲脑梗愈后却大便失禁，跑了好多家医院，都说只能做造瘘手术。父亲不想遭罪，可他分明苦巴巴地想活着并且活好。焦虑万端间，一位药学朋友密授一方：去痛片碾碎泡酒，点燃，熄后饮其残渣。如法炮制后我先亲尝一口，其苦其涩，几难下咽。可是父亲却盛入酒杯，吱地一口，又吱地一口，咂巴着舌头说：“够劲！”病愈之后，父亲逢人便私告其方，完了还不忘补上句：“酒真是个好东西。”我劝他这是秘方，未经人家许可，不该外传。父亲呷了口酒，斜眼看着我，问：“古人还知道悬壶济世呢！你们这些读书人，光想钻钱眼？”父亲之问味同烈酒，锥心，至今仍荡涤着我的灵魂。
父亲故去的先一年，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他高兴得哼着秦腔要酒喝。我故意逗他：“你又没地了，高兴啥？”父亲说：“亏你还是农家子弟！”酒酣，父亲郑重嘱我回乡，去把他的土地讨回来。我问：“干啥？”父亲说：“种！”我笑了：“你多少了？”父亲说：“老黄忠八十三还大战定军山呢！”父亲口中，酒气和豪气混合成如醪的味道，微醺的笑脸上好一派不屈不服的倔强。哪料他竟一头栽倒在八十三岁的寿诞前夕。
父亲故去后，凡遇跟他有关的家国巨变，比如农民医保啦，高龄补贴啦，土地流转啦，城镇化发展啦……母亲都会洒酒相告。父亲端坐在相框中，用一双和善的眼睛默默瞅着母亲，沧桑的面容上目光幽邃，如饮寒风，洌酒般浮出两道亮光。这时候，母亲必定要唤我给父亲敬一杯老酒，长吁一口气说：“你爸这一辈子，太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