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华敏
下关被称为“风城”，也不是浪得虚名。
能到风挚爱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算得上是人生中的一桩幸事。这样的好运，我是活生生地给撞上了。
我要说的这座城，深藏于滇西崇山峻岭中，为大理州州府和大理市市府所在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大理市的代名词，它就是风城下关。下关，对外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字眼，甚至会与南京市的下关区混淆了。由此即便你来过下关城，脑海里留下的或许也只是大理的印象。当地人则认死理地区分着，下关是下关，大理是大理。市区外的人们要到城里办事购物，只会说去下关，不会说去大理。在他们的意识中，现代城市这一片区属下关，大理只特指大理古城，抑或囊括全州范围的大区域。
大理凭别具一格的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绝美四景，素有“东方日内瓦”之称。在大理日渐美名远扬、成为众多人旅游目的地的过程中，下关功不可没，它妥妥地贡献了风。下关风，常年吹拂，尤其到每年的冬春时节，大风日多达三十余天。下关风还因风力强而出名，偶有十级风的出现。有大风的日子，在下关会出现许多奇特的现象。比如说骑顺风自行车，上坡时不用脚蹬，它也能疾驶而去；若是逆风，即便是下坡，却再用力蹬也慢如蜗行。当然，用发胶做成的发型，在下关绝对没有市场，倘若一上街，定会溃不成军，吹成鸡窝状。
初识风城下关，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出生于大理乡下的我，那时正在家乡的县一中读高中。为给拮据的家庭减轻一些经济负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趁假期便到乡村集市收购一些药材，卖到县药材公司，赚取一点差价。当时心里一直默念着在县城卖利润太少，也许卖到州城下关能多赚一点。于是，一张客车票，我鬼使神差地步入了下关这座我从未涉足过的城市。当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我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四处询问，自然是无果而终，只得灰溜溜地用一张返程票，把自己捎回出发地。事没办成，心里却埋下了“火种”，如此充满诱惑的城市，说不定某一日还有我的一席立足之地呢。
高考时，命运安排得甚是恰巧，我考取的是现今大理大学的前身大理师专，我便再次踏上了通往风城下关的人生之旅。就读中文系的我，为了明天，为了心中之城，一刻也没闲着。我挑起“洱海”文学社的大梁，将一帮爱好文学的有志学子团聚到周围，发动大家将大理的风花雪月、下关的世情冷暖尽数书写到社刊《洱海》的诗文中。
随着毕业季的来临，数位恩师都为我能留在下关而奔忙，遗憾未能遂愿，我只得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家乡。意想不到的是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虽然我没有任何靠山，却改行分配到县政府一个行政单位去上班。后来了解到，参与分配的领导看中了我学习成绩好，获奖多达数十次，关键的一点是我还在学校入了党。这样，我便在县城安顿下来，辗转七个单位工作，完成结婚生子人生大事，一晃就是十四年。
这期间，我也有过一次能到下关工作的机会。这一年，大理市报社招人，笔试后要人单位到我县进行商调，县里的领导以我是人才为由不予同意，于是我与风城的缘分再次擦肩而过。直至21世纪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没费多少工夫就被调到州级机关工作。随后，妻子也调到下关，一家人团聚了，我们在这座城市算有了真正意义的家。从初识下关到安家下关，直至如今成了“老下关”，我都一直心怀下关、关注下关。我关注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们的喜怒哀乐，更关注这座城翻天覆地的惊人巨变。
在我的眼里，下关城区规模似乎经下关风的魔性吹拂，在与日俱增。当年的老城不过8平方公里，现在已扩展到60平方公里左右，使下关、太和、满江三街道和凤仪、海东两镇联为一体。市内高楼，雨后春笋般一幢幢拔地而起，城市地标接踵呈现，滇西中心城市建设正如火如荼地推进。大理的医疗水平在滇西也是首屈一指，我看到附近几个州市的病人都习惯到下关的州医院等看病。有的一次性住下来治疗，有的探明病因后再回去医治。下关，地处滇西交通要道，是滇西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中心。这里，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桂冠为一身，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一睹其风采……生活在下关这座城市是幸福的，别人梦寐以求的美好风光，我却只需抬起头，便可将一切尽收眼底。
在下关，我觉得什么都日新月异地在变化，唯一没有变的是下关风。下关风日复一日地调节着城的气候，也每时每刻激励着市民放下烦恼、心存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