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我读书有个原则，除了非读不可的极少数专业著作，其他的书，喜欢读的就读，不爱读的拉倒，绝不勉强自己。所以，我的书柜里既有精读好几遍、作了许多批注的书，也有只读了个开头就再也不想继续的书。
最近重读朱学勤先生的文化随笔集《书斋里的革命》，一个感觉是：里面的文章道理说得非常独异、透彻、深刻，语言却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好读好玩。更让我惊奇的是：朱先生一些活泼有趣的文章最初居然是发表在正统的大学学报上。
如今可以轻轻松松地读下去的论文、专著似乎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些专家和学者写文章进入了一个误区，似乎论文运用的新式概念越多，写得越让人半懂不懂，别人越觉得你的论文学术含量高，文章越容易发表。我是学中文的，而且属于刻苦好学的那一类，许多中文学者写的学术类论著在我看来如同天书一般，更不用说读其他专业学者写的论文、著作了。
我不太懂自然科学，对这种论文的写作不敢言说，但文学、政治、法学、历史、经济等社科论文理应写得好读，让读者读得“轻松”。社科论文好读，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它有利于发扬务实的学风。做学问没有捷径，它必须依赖一砖一瓦的积累。真正学识渊博的人不怕别人看到论文背后的东西，只有那些习惯于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人才会故意把论文写得云遮雾盖。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它可以让象牙塔里的学术得到广泛传播。学术的任务是证明和创造知识，学术文章让人看得懂，别人才会用心去看，你“证明”和“创造”的知识才能深入读者的心灵。朱学勤先生是史学博士，专门研究思想史，我这个隔行的汉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与散文写作者不也成了他的读者吗？
想起曾经读过黄仁宇先生的一本书：《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史料翔实，语言有很强的文学性，充满了各种生动的历史细节，写的人物心态、性情活灵活现，极有司马迁的《史记》之风。一本薄薄的二十来万字的历史著作居然成了学术名著，光三联书店一家就印了许多次，发行量达到数十万册，其影响超过了当下众多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作品。
朱学勤和黄仁宇先生都是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他们的名气当然主要是由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别具一格的思想决定的，然而，他们对学术的独特诠释方式同样功不可没。不下如此苦功，他们也许可以成为本专业出类拔萃的学者，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走入普通公众的视野、打动众多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