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建博
“十亩地里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
有了热炕头，人才活得有奔头，否则啥事也无从谈起。几十年前，快冬至日的月亮被凛冽的风吹瘦了。它挂在黑蓝黑蓝的天上愈发显得单薄而脆白，似乎轻轻一碰就碎了。寒风在空旷的冬夜起着哨子，它似乎在抽打着什么。院墙外的洋槐树枝、杨树枝时断时续地“呜呜”叫。偶尔有狗吠声传来，人听了还是心安多了。夜冷极了，夜静极了。家里的土炕被妈妈在天擦黑前就用麦衣、苞谷秆烧热了。这个远离城上麻家大院的家，虽说在冬夜有些形影孤单，但全家人躺在温暖的土炕上一点也不冷，炕一热整个房间也热了，我们心头变得温暖而幸福。
记得在三伏天中午，父亲戴个草帽，顶着毒日头，用木柄挨个抽打摊在土场上的那些泥土坯子。母亲就跟着往上撒些草木灰。那“啪啪”的抽打声，似他在舞台上演秦腔戏时伴奏的梆子声，铿锵而有节律；他的专注、热情，似乎也能将三伏天的太阳抽打进泥土坯子里去。父亲擦着满是汗水的脸说：“干啥事都要趁时日，打炕坯也一样。这几天太阳这么好，正是打炕坯的好时候！”
前几天，父亲去不远处的土崖上挖了黄土，他拉几架子车土摊在场上，再用镢头将它敲碎晾晒几个日头。接下来的工序，就是趁着黄昏时分天不热的空当，将约一两寸长的碎麦草撒进泥糊糊中，再进行踩踏。愈踩，泥愈筋道，黏性当然也愈会好。父亲的这一番操作，犹如他开办的饭店里扯麺师傅在搓面，面要做得好吃，就得反复揉搓到位，面才会被扯得顺溜、光滑、筋道。他说：“人生何尝不是这样？人要经得起折腾，折腾得越厉害，见识也多，本事也大。”父亲从小早当家，干过好多行当。他有生意眼光，也敢吃“螃蟹”，生意做得不错。他秦腔戏唱得特有名气，省上文艺会演拿过名次，公家还给灌制过磁带，广播电台也播放过。
父亲将和好的泥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与母亲起了个大早，趁着天凉快再次将泥翻搅了几遍，觉得泥已经堆渥好了就接着开干。他手拿一个木制方框放在平整的土场上，抓起鋬笼里的草木灰麻利地往里一撒，母亲就将铁锨里铲来的泥翻倒在模具里边抹平，父亲再用泥箅做细化处理，一个炕坯的雏形就好了。父母亲忙碌一早上后收工回家，将下一道缩水定型的工序，暂时交给了三伏天火烧火燎的太阳。
20世纪60年代底，父亲为不受家族逼仄的生存环境，拆了颇有讲究的两三间明清之际建的老房子，将家搬到了国道边一个叫鸡毛洞、叫花子出没的地方。我家背后是高高的黄土崖，东边是水田和成片的麦李园，国道南边是高店小学，学校紧靠东的地方也是无垠的田野。春夏时节，我家好像在江南水乡，可到了寒冬腊月，就犹如茫茫大海上的一个小小孤岛。母亲为了建个遮蔽风雨的家，受够了他人的眉高眼低，好多活路大多自己干，父亲所交的不少朋友也给予了极大帮助。父亲趁着三伏天的好天气，一遍又一遍抽打土炕坯整形，再将它立起晾晒。等它们变得瓷实，拉回家与母亲盘土炕。到了冬天，一家人就有了温暖的家。那时，每年三夏大忙告一段落后，父亲就外出导演秦腔戏了，直到快过年时才能回到家。
我出生在冬至时节。刚一出生，我就躺在了父母盘好的热炕上。小时候的寒冬腊月，母亲白天给生产队做豆腐、压面，晚上坐在热炕上为我们纳鞋底绱鞋、缝衣服，准备过年的年货。特别是，为了过年母亲更为难。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都出自她精打细算的巧手；过年的臊子面等家乡风味美食，也出自她勤俭持家的巧手。每当过年穿上母亲做的新衣，坐在热炕上吃上她做的“煎稀汪、酸辣香”的臊子面时，我们的心里美滋滋、暖烘烘的。就这样，我们在她的爱抚下长大了，母亲却被生活的重担压得过早衰老了。我们姊妹几个人有了出息，她的心 依然没闲过，不是操这个的心，就是操那个的心。家乡有句话：“父母的心总在儿女身上，可儿女的心却在石头上。”父母总想让自己的儿女过得好，可儿女却常常忽视了父母的爱心，甚至不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窗外寒风阵阵，我躺在有暖气的房间里，想起了母亲——她为我们烧的热炕好温暖好温暖，那时好幸福好幸福！可是，我报答父母的却很少很少，这亏欠我终生也无法释怀、无法忘记。土炕乍热，母亲的温暖终身慰藉着我。这温暖我终身挥之不去；这温暖是股巨大洪流，护佑着我做人、做事，簇拥着我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