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近年，有几本散文集，给我印象颇深，它们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特质，我想概括为“拥抱现实，贴地飞行”。这是过去几年散文创作的总体质感体现，也是散文写作愈发接地气、变厚重的标志。
这些散文集中，有侧重于历史表达的，比如杨苡先生唯一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不仅是一名女性的心灵成长史，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史，还是一部百年中国的记录史。杨苡先生以真实、真诚且亲切、亲近的口吻，把自己眼睛看到的、内心感受到的，毫无保留地捧给了读者，使人看到历史的现实性，发觉当下与过去的关联，让人阅读时会由衷地、甘愿地沉浸其中。书中人物无比鲜活，宛若亲友邻居，他们的故事，让人钦佩、向往同时也令人感慨万千。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百年里，个体的起伏漂泊，非常具有历史参照意义。
徐泓教授所著《燕东园左邻右舍》，也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这本书写的燕东园，是燕京大学专为教授所建的住宅区，此地住户均大名鼎鼎。作为成长于此的孩子，徐泓教授以特别谦卑、细致、详细的笔触，用工笔式的手法，不厌其烦地把燕东园人与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她并没有因为这是一部回忆性质的作品而忽略考证，相反，她以论文写作的严谨方式，来表达那些可能并不需要百分百真实的片段，如此认真令人肃然起敬。在徐泓教授笔下，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燕东园，逐渐恢复了其在历史各个时期的真实面貌。这部书就像一部纪录电影，其学术文化价值很强，书中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现，也会让读者激动不已。
《我本芬芳》是八旬老人杨本芬所撰写的随笔集。杨本芬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既有小说写作的情节感，也有散文写作的画面感，但给人最强烈的印象，还是她以亲身经历为基础，所传递给读者的人生感受。《我本芬芳》写的是杨本芬60年的婚姻生活，该书直面女性不被看见的孤独，还有无处不在的失落与心碎，坦率说出“一切都来不及了”的真相……杨本芬不仅是一名女性主义者，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但她写出读来令人感慨的这本书，不是为了追问和控诉，而是为了自省与探寻。
前媒体人易小荷的《盐镇》，也是一本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它与《我本芬芳》一样，写到了女性的承重与苦难，以及她们被定义的人生。12个小镇女性的故事，无一不指向她们的生存与精神困境。《盐镇》打开了一扇通往不被重视甚至被刻意忽略的乡镇女性的大门，经由这本书的刻画，她们的面孔由含糊变得清晰，由此可见她们面庞上的表情，那是一种陌生但广谱化的表情。《盐镇》的书写，开拓了一个本该被广泛重视的领域，本书具有探照灯式的发掘意义。它独特，甚至具有唯一性，它留下的现实痛感，还将继续扩延。
刘年的《不要怕》，陈年喜的《一地霜白》，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是三位男性作者的作品。其中，《不要怕》既有知识分子式的视野，也有与世界平视的底层视角。刘年的诗人身份，使得他对凡俗生活的记录与体悟，具有无处不在的开阔的诗意，能够带来放松与坦然的阅读体验，这本书对于如何应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生活情境，具有引领意义。
《一地霜白》《我在北京送快递》两书的作者，一位是矿工，一位是快递员，他们一个常年生活在地下，一个每天奔跑于街头。他们的写作受到重视与欢迎，说明沉默而庞大的群体在进入生活漩涡之后的生存状态引起了共鸣，他们并不孤独，有太多读者因为知道他们的故事或者读了他们的书，而选择与他们站到了一起。他们作品的文学性，来自作者的切身感悟，更是与社会公众互动的结果。他们的生存与地面紧密相关，但通过文学，人们看到他们飞翔的姿态。
“拥抱现实，贴地飞行”，希望这八个字，能推动散文写作更多关注现实、体察生存、重视心灵、激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