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狄青谈到自己的旅游曾经说：“有一段时间，我去很多地方都会选择长途车，到了目的地，再选择租车。好处在于，可第一时间与当地人乃至当地文化实现‘零距离’接触，在长途车上，可领略不同乡音，可体味人生百态。就像那一回从阿拉善左旗到额吉拉旗达来呼布镇，窗外全程都是黄沙跟戈壁，十几个小时的漫长路程，伴我一路的就是当地人或有趣或日常的言谈话语。”
我猜想这“有一段时间”，是狄青撰著《天下才子半流人》的时间。读狄青这本书，随处可见他在文化散文的写作路上，比连坐十多个小时去黑城子更惊恐的是，“听当地的藏族朋友讲，拉萨那边的司机如果开往昌都来，往往都是在进入横断山脉之前便把货物卸载到昌都司机所驾驶的车上，昌都的路可不是闹着玩的，每年掉进山谷的车都不少，我在很多路段都看到过立在悬崖峭壁旁的经幡，据说，立经幡的地方都曾经有人掉下去。”狄青写得云淡风轻，我等看来已然魂飞魄散。若说去《黑城子》是一次“文化苦旅”，那么去昌都，则是狄青先生的“文化险游”。
这是文化散文的写作姿态，更是文化散文的写作精神。狄青这本书，南及潇湘，南更及天涯；北通巫峡，北更通宁古塔。给我们的感觉是，作者是省皆至，凡市全到，万里江山，双脚量遍。梨子要亲尝一口，文化要亲温一次。其零距离接触文化与文化胜地的写作姿态与精神，使得其大块文章有强烈的临境感、亲切感与画面感。狄青的文化散文写作，由此与坐象牙塔写历史随笔者拉开了大距离，与到此一游写流水账游记者远远拉开了距离。
与一般游记作者大不一样，狄青爱去之地，都是带有厚重历史文化色彩的，他的兴趣所在，就是与文化相逢，与文人相遇。“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地方，我来到湖南，原本要从长沙去岳阳看名楼的，却没承想在路上先看到了一条江。”这条江便是汨罗江。去拜会屈原，本不在作者日程里，因为这是“蓝墨水的上游”，作者停车坐爱屈夫子。狄青对屈原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理解，我想屈原一定会引狄青为异代知音，“他是后代百世争相效仿的人臣楷模，换句话讲，做臣子就应该如三闾大夫一样，真诚、忠贞、不媚上、不阿谀、不向恶势力低头，更不同流合污。”狄青解读屈原，当是最能戳中屈原泪点的：“人有一种能力叫适应，适应环境、适应创伤、适应失败、适应耻辱，以至于最终适应所有不能适应的东西。屈原可以适应很多，但他不能适应出卖自己的心灵、自己的节操，他自然就会痛苦，他当然只能痛苦。”
从狄青对屈原的评述，可以体会到作者内心滚烫的情绪，见屈原而悲悯，为屈原而悲愤，而作者行文，却是自我掌控的，不太动声色的，叙述静水流深，述评冰山露角。这是一种带有压强的文字，带压强的文字是，思绪强烈，并不喷发，激情澎湃，语言节制，思绪与情怀随着语言的流动，叮咚叮咚响。照孔子诗教，即使诗可以怨，也应温柔敦厚。狄青的文化散文，带有浓厚的杂文色彩，其杂文味就在于思绪与思想的表达，这本《天下才子半流人》辑五《没那么多人注意你》，就是杂文辑，作者杂文表达见识，激情而不激越，到位而不过位，杂文之上流，挺进思想深处，杂文之末流，迸发戾气重处。
在《东北秧歌与宁古塔》里，狄青将目光投注被贬谪的文人群体。文士流放算得上中国特有现象，“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这是很多文人逃不脱的命运，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都市，流放到瘴疠弥漫苦寒无边的荒凉边地，文人内心的凄苦，是人都该一掬悲悯之泪。狄先生很关注古代这群文人的悲欢与哀乐。他在另一篇《天下文人半流人》里，更是写了十几位流放文人的故事。
文人流放造就了文人流芳。宁古塔是清朝最著名的文人流放地，“塞外流人，不止数千”，在这个极度苦寒之地，很多出生于南方的文人，却在这里活出了异样光彩来，“1665年，张缙彦邀流放于宁古塔的吴兆骞、姚其章、钱威、钱虞仲、钱丹季、钱方叔等六人，发起‘七子诗会’，每月集会一次，分派题目，限定韵律，作诗唱和，这是黑龙江有史以来的首个文人诗社”，他们不仅开诗会，还办教育，还教唱昆曲，扭秧歌，“对东北民间文艺的成长与发展颇有贡献。”
带着满腹诗书，带着满腹才华，赶去历史现场，喜与古人相会，这或是文化散文写作的正途与范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