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毅恒
在奶奶还没去世前，我就想写点什么，但尘埃尚未落定，心思因此被左右得厉害，以至于笔尖也泛着飘忽。直到铁的帷幕亘断殊途，坚硬的严寒威逼过来，于是，我便不得不一边哆嗦着身子、一边作此记叙了。
奶奶叫“张爱芳”，家中姊妹四个，她排行老大。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老大常是牺牲的代名词，她也不例外，仅读八天书就在家里的勒令下退了学。这事她念叨过多次。八天的学习最终残留下从1到10这个数字来，这几乎是她全部的文化储备。堂弟幼时学写数字的当口，她比谁出力都多，可是储存在十个数字里的墨水转瞬即尽，堂弟很快学会这些基础数字，再也用不着她教。
或是十年前，又或是十五年前，我某次心血来潮，曾尝试教她汉语拼音。我告诉她，学会拼音，就能够认识所有的字。对我而言，那是一次浅尝辄止、无疾而终的教学，持续时长总不过半个小时。对她而言，毕生渴求的光明已近在眼前，似是伸手可及，可转眼便成梦影，她又被留在了那片混沌里。直到临近去世，她也没舍得忘记“啊窝鹅衣乌鱼”六个韵母的发音。这是我对奶奶最深沉的遗憾与最浓重的愧意。后来，我婶教会她写自己的名字，“张爱芳”成了她唯一会写的三个字。没文化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早年迫于生计，奶奶接过太爷的营生，做了风水先生。老家供台的正中，供着祖师爷神像。
奶奶眼大鼻宽，嘴厚耳圆，一脸富态；后来得了中风，破坏了面相，继而病痛又顺着年纪，逐个找上门来。记不得住过多少次院，在循环往复里，亲属日渐麻木，好像只要将人送去医院，病就会好。当医院的治疗再难起效用，脆弱的依赖路径也就随之坍塌了。八月二十二，她用下颚示意要回家去，她清楚自己快不行了。早在几年前，她就预言自己活不过七十三岁。我们这里有个说法：七十三、八十四，是老人的两道坎儿。回家当晚她就过世了，倒在了七十三岁的坎儿上。
奶奶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在旁边。我摩挲着她的右手，最后一次感受着她的体温。她仍有意识，微微挣开并反向轻轻握住我的手指，我不忍挣脱，更不忍看向她，只能把头别过去，死死压住自己的呜咽。
堂屋里，供台旁，两侧的明黄帘子高高隆起，在光的投映下，扇形的暗影笼罩住了那些神像。我正出神，倏地听到爷爷说话：“爱芳，你是说走就走呀。”紧接着是我爸一声带着哭腔的“妈”。我知道，奶奶走了。当天夜里，爷爷执意为奶奶守灵。他杵着棍，把一沓沓黄纸摁压入余烬里，等待灰白间的赤红反噬、燃起。炽光浪潮里，佝偻的躯干像是燃烧中弯曲的黄纸，不断向瓷盆倾斜。他让我进屋打个盹，我此时并不想有任何语言上的推搡，只茫然盯着未烬的火盆。他又连着唤我两声，像两枚石子投入深默的湖面，我摆了两下头，他就继续烧纸去了。
此时近处的蝉鸣，与远方的车笛搅和在一块儿，点缀着深夜的死寂，香裱归拢起青烟笼裹住灵案，供馍被熏得晕黄，两盏长明灯火曳洒在遗像上。光影跃动流转间，那双眼睛也忽明忽亮了，整张像再一次清晰生动起来。我瞥见大门左侧的那张白色纸条，它仍被透明胶布固定在那，上面写着“张先生”以及一串电话号码，那是早些年怕人家找不着奶奶，家里人刻意留下的。现在用不着了，我轻轻把它撕下，随着纸钱一起丢进火光里。
一晃到了白天。赤橙的夏，阳光顺着热浪传递死亡的威压，众人匍匐在地上。祭奠者的哭泣与悼亡，多是畏惧死亡本身，又或是悼念回忆的永恒死去，与逝者本身并无相干。至于那位老人，她只能躺在那，接受着众人的跪拜。任何实体活物都是不配得到跪拜的，众人在一片虚无中跪向另一片虚无。
奶奶火化前夜，我躺在里屋的沙发上等待最后的告别。此时万籁俱寂，只剩空调汩汩泛着冷气，刻画温度数字的荧光暴露在空气里，旧式挂钟嗒嗒地响着。我想起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邻居奶奶尚在，我奶也活着，她们和我一起安静地吹着空调、看着电视。当时只道是寻常，转眼间电视熄灭成一片漆黑，两位老人先后作古，唯余长久幽深之追忆在夜空里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