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声
三十一年前，我还是海南某船务公司飞扬号轮的船员，担任管事，职责是负责我轮进出港的相关事务。
飞扬轮驶进防城港，按公司指令，船上的钢材将过泊到一艘外籍轮上，再到码头装货回海口港。顾不得休息，我船直接往外籍船边靠。各自的船上都有人在甲板上指挥。该外籍船有三万的吨位，北欧造，设备比我方先进。下午五时，天空灰蒙蒙的，海浪像琴键一样任凭海风弹奏，波浪起伏无序……飞扬轮笨拙地转身、徐行、斜走，渐渐靠近该外船，再转身、抛锚、抛缆绳……眼看大功告成，一阵莫名其妙的强风吹来，飞扬号像喝醉了酒，船头控制不住，“咔嚓”一声响，竟撞在该外籍船的栏杆上。我听到那边的大骂声；我们理亏，不宜骂回去。
“先把船靠好。”邱船长沮丧而又镇定地说，“电报主任，立即报告公司。”我轮靠上外轮、捆扎稳当后，邱船长、大副和我主动登上对方的船，查看栏杆被碰撞的损坏程度。外籍船块头大、派头十足的船长、大副和水手，上来指指点点，蓝眼睛溜溜地转，说这道那、颐指气使。我一一翻译，船长向对方道歉了一番。我用英文记录如下：1993年2月13日17时25分，飞扬号向某外轮靠泊，两轮成30度角，因海况甚差，相靠时东北风由3~4级突然增至7~8级，飞扬号船头碰击了该船围栏栏杆3根，上粗条栏杆呈弯曲状，有裂痕。大块头外籍船长Jack将以上记录过目后，下巴一扬，点了点头，痛快签字，同时吩咐手下用照相机拍了相关照片。对方用英语做的记录邱船长也签了字，并互盖船章。 海上“事故”意味着或轻或重的经济损失，揪心。
涉事外船的头头脑脑也找上我轮船长室。“损坏的栏杆预备到哪去修？是不是到中国沿海或香港的船厂修？” 邱船长探问对方大块头船长。我把意思译出，该船长从丹田处爆出笑声，说：“我们没空在香港逗留了，到日本再说。”李船长脸黑了。在高收入高消费的日本修船，是羊入虎口啊！到时，他们把船舶修理清单一汇到公司，公司的负担可想而知。“我们不同意您的做法，这个问题应该在中国境内解决。”我把李船长的意思说了。对方不妥协，谈判僵了。彼此沉默。过了十多分钟，对方船长重提索赔一事：“说好一个价格，你们把钱付了就行，算是私了。”邱船长认为长痛不如短痛，私了就私了，免得该船以后漫天要价。我把邱船长的意思告知外轮船长：“你们开个价，多少钱？”“一万美金。”对方眼都不眨一下，这个数目与实际损失相距甚远，我方无法接受，就算付得起，船上的备用美金也不够。“两千美金。”邱船长伸出两个指头说。“不行，一万美金，一分都不能少。” Jack态度强硬。 我们讨价还价，设法降低赔偿标准。“最多三千美金，多一分也不付。”邱船长说。对方不愿接受，双方不欢而散。
“管事，为负责任起见，也免被人家敲诈勒索，下午你到港监办理有关手续，同时递交我轮与涉事外船相撞的海事报告。”邱船长交代。 我轮的起吊机继续将货舱的钢材向米勒号吊装，剩下三千五百吨，计划用36个小时完成，时间紧迫。我办理离港手续时，出现意外情况：该外船本应在发生海事的24小时内向当地港监报告此事，有港监的介入，海事索偿才有足够的法律效力，不知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疏漏了这一法律细节，或纯粹想敲诈勒索。港监说，这种情况下可理会，也可不理睬该船的过分要求。
经与公司反复商议，准备在第二天吊装钢材完毕后悄悄回海口，这一决定让大家都兴奋起来，过不了大年还有望过小年。“事情没这么简单，涉事外船会轻易放过我们？”邱船长平静地说。在船员会上，船长布置航前事务，问关键问题：“谁上去解缆绳？”一阵沉默。“我！”水手小何毅然表态。都说他练过几手，但从未见他表现，小何的勇气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第二天早晨6时，小何穿软底布鞋，敏捷地从飞扬号轮爬上涉事外船，迅速解缆绳。该船值班水手发现，一个黑皮肤水手气势汹汹地跑过来喊：“Stop! Stop!”接近小何时，他突然抬脚往后一踢，正中来者。“Come on! Jerry!”那水手嗷嗷直叫。另一白皮肤水手赶到，抓起酒瓶往小何头上砸。他只顾着解绳，来不及躲闪……缆绳解开后，小何起身挥拳，直击那水手眼部，趁对方捂眼之际，他匆匆跳回我轮。大副和水手长把小何扶进房间，给他的伤处上药，用纱布包扎。我轮小心翼翼地启动，涉事外船的栏杆前站了十多个不同肤色、身材高大的船员。“问题还没解决，你们不能走！”船长Jack发话。我用流利的英语阐明对方理亏，并婉转说明我轮必须迅速离开的理由。Jack船长眼睁睁地看着我轮移动，挥动手中照片叽里咕噜狂喊，大概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之类的意思。
后来，我船务公司并没有收到涉事外船提出索赔要求的函件。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理亏；二是认真起来，成本大，也得不了多大便宜。我轮在与该船的纠葛中似乎胜利了，但大家还是高兴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