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立堂
跳出“农门”，是我儿时就萌生的梦想。
老家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农民。我是家里的独子，爷爷、奶奶和爸妈都希望并教育我好好学习，长大后能有点出息，出人头地。于是，我从小就仰慕从农村出去吃“商品粮”的姑父和堂哥、堂姐等人，敬佩他们的学识和人生追求，向往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希望像他们一样改变命运、实现人生价值。
我上初中期间，正值＂文革＂后期，每周有一半时间劳动，剩下上课的一半时间，老师管得不严，学生也没太大压力。但是，我很爱学习，成绩一直领先；作文常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读，有几篇作文还向报纸投了稿。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声春雷炸响。大家奔走相告，欢欣鼓舞，让包括我在内的城乡青年及在校学子，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实现理想的曙光。校园里的氛围一下子就变了，昔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变成琅琅的读书声；教室和老师办公室灯火通明，师生共同挑灯夜战……
一些“文革”前后没有参加高考或中专考试的初、高中毕业生，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纷纷报名参加当年年底举行的高考，形成了师生、叔侄、兄弟、夫妻、姊妹争先恐后参加考试的场面，其报考热情和竞争激烈程度空前绝后。对于农村孩子而言，考学是那时跳越“农门”、实现个人梦想最公平、最便捷的路径。如果能考上中专或大学，就会从耕田种地的农民变成“吃商品粮”的工人或干部，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命运发生根本性改变。
由于变化突然，当时的学习任务的确很重。既要学初三的新课程，又要复习以前的旧内容。眼看离考试时间越来越近，我恨不得把一天当作十天用。早上5点钟，就起来背课文、记公式。中午放学回家，一边吃着苞谷糁，一边用筷子在地上画几何图形。上、下学路上，还要抓紧背记英语单词。夜里，把灯泡挂在炕头的墙角，用纸张遮住光线，趴在被窝里学习。有时自己困得睡着了，纸张着火都不知道。除了学好书本上的知识外，我还想方设法拓展课外的知识，常常和老师、同学讨论问题到深夜才回家；有难题总是向隔壁的堂哥请教。一套语、数、理、化习题集，不知道做了多少遍，最后都成了蓑衣状。
学校离家有五里多地，我每天往返四趟，要从一个不到一米宽的水渠沿子上走，偏僻难行，途经两片坟园。平时除过上学娃走，很少有人走。由于家里没有学习条件，只好在学校上自习。夜里回家时，饿得肚子咕咕响，累得眼睛都不想睁。在漆黑寂静的夜里走路，吓得头发直往上立，总感觉后边有人跟着；想往后看，又不敢回头。往往吹着口哨给自己壮胆，实在不行干脆撒腿跑回家。
在我备考的那年冬天一个晚上，一连下了半个月大雪，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地上的积雪半尺多厚。教音乐的贺老师，陕南商洛人，是个“一头沉”（就是夫妻双方一个有正式工作，另一个在农村务农），平时一个人住在学校。看到那天雪大路滑，怕路上不安全，便让我睡在他的房间。我学习到深夜刚躺下，就听见有人敲门。我打开房门，不由大吃一惊——父亲像个雪人似地，哆哆嗦嗦地站在我面前。我的泪水泉涌似地流了下来，张开双臂扑向父亲的怀抱……
在父亲接我回家的路上，夜深人静，寒风凛冽，雪片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父子俩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摔跤。父亲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深情地说：“儿啊！看到你学习这么辛苦，我和你妈都很心疼。但有你这样争气的娃，我们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走出去’！改变命运！”听完父亲的话，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其实，当时家里的确很穷，一学期几块钱的学杂费都缴不起。每次开学，家长都东拼西凑，先给四个子女缴上书、本费；学杂费在生产队开上缓缴的困难证明，等有钱了再补缴。生活的困难，反而成了我发奋学习的动力。在初中毕业典礼上，校长表扬我学习很专心，走路看书碰到电线杆上才发觉。当然，这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但我由于学习刻苦，把双眼整成了近视眼（那时近视眼的人极少），却是真实的。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夏天，我参加了首次中专招生考试。那年实行的是“双轨制”:能考上中专的走人，考不上的可以参加高中录取；两个都考不上的，可以再复读。我当时过于紧张，考试没有发挥好,所以整个暑假都是在沮丧和不安中度过的。等到成绩下来，只比中专录取线高了2.5分。
9月份开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先后都去报到了，我的录取通知杳无音讯；心想希望不大了，便报名上了高中。上高中20多天后，有一天上午正上英语课，教导主任樊双来老师推开教室门，把我叫了出去。他将一张金字发光的录取通知书递给我，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满怀深情地说：“恭喜你！”我接过通知书，向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眼泪像雨点似地往下流。
回到教室，英语老师风趣地说：“看吧，老天还是公平的。他不爱学英语，就非得让他学。这不，被西安外国语师范学校录取了！”话音刚落，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教室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我连连向大家鞠躬致谢，同学们纷纷跑过来和我拥抱，祝福、鼓励！那一年，学校初中毕业4个班、205名学生，只考上了4人。我是村里“文革”11年后，第一个考学出来的人。
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离报到只有3天。父亲加紧开好各种需要的证明，第二天一大早，用自行车带着我去灞桥和纺织城等地，办理了粮油和户籍转移的相关手续。我兴冲冲地走出派出所，压抑多年的情绪瞬间释放，不由自主地跳起来，随手将陪伴我8年寒窗的黄军帽扔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