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绪林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村小完成的。
村小成立于1958年，我是第一届学生。那届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如我，还不到六岁。母亲用黑粗布给我缝了一身学生服和一个花书包，把我打扮得精精神神。学校就在村口，因为身体很瘦弱，母亲却要背我去上学。我说自己马上就成为小学生了，说啥也不要背，其实是怕小伙伴们笑话我。我下意识地牵着母亲的手，被送到了学校门口。随着母亲慢慢地松开手，我如同小马驹似的跑进了学校大门。进教室时回过头来，见母亲还伫立在学校门口呆呆地凝望着我，一只手还保持着松开我时的模样，微风吹动着她额头散乱的头发。那一幕至今还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时母亲是放飞一只雏燕，放飞她的希望和未来，有着欣喜，有着期许，还有着担忧和依依不舍。
学校是初级小学（一到四年级），设在村东口的俗称老爷庙的关帝庙。大殿被改造成为教室，没有课桌凳子，砌两个砖墩子，架上木板就是课桌，凳子是学生自带。大殿灰砖灰瓦，飞檐还带着响铃，都还显示着昔日的本色。大殿的窗子没有窗扇，当然也没有玻璃，糊上白粉莲纸。夏天好说，到了冬天，粉莲纸禁不住朔风吹，破了，哗啦啦地响，既冷又影响同学们上课听讲。老师也冻得慌，不住地搓手跺脚。随后用草帘子代替了粉莲纸，这样一来，教室里昏暗如夜，没有电灯，只好点上煤油灯，一堂课下来，师生们的鼻孔都是黑的，吐的痰也是黑的。小黑板是必备的学习用具，父亲找了块一尺见方的薄木板，用墨汁刷黑，钻两个眼眼，拴上绳子，我便挂在脖子上去上学。晨读时，琅琅的读书声一片，给整个村子带来了勃勃生机。
老师上完课就布置作业，一个字写十遍，带上拼音。作业本是奢侈品，只有做正式作业才用，练习在地上写。学校有个操场，那时我觉得操场很大很大，比我家院子大很多很多。长大后，我再去学校，突然觉得学校的操场原来很小，比我家院子大不了许多。老师在操场一人划一块地，让学生去写，他在一旁看书。粉笔要花钱买，最好用电墨（电池中间的碳棒），既节省、写的字又清楚。那时农村用电池的人很少，废电池极不好找。我们村紧邻着西北农学院，即如今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其北门外有个垃圾坑，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去那里捡废旧电池。同学们用的电墨，几乎都是在那个垃圾坑捡来的。一节写字课下来，同学们的手是黑的，脸也是黑的，似乎扒拉了煤堆。
算术课比较难。十以内的加减法好说，可以掰指头算。学习二十以内的加减法出现了问题，手指头是不够用的，总不能让学生脱了鞋掰脚趾头吧。老师有办法，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二十根小竹棍，用绳子串起来，以备学习用。于是，不光是我，所有同学的脖子上都多了一串近似佛珠的东西。
那时庄稼人识字的不多，但都对孩子们的读书寄托着无限期望。我的父亲幼年时上过几天私塾，秉承了他先生的教育方法，每天晚上都要我给他背书。背书我倒不怕，就怕父亲那小簸箕似的巴掌。父亲的巴掌老在我的面前晃悠，一晃悠我就走神，一走神我就卡了壳，父亲的巴掌就扇我的屁股。父亲对我读书寄托着很大的期望，他并不是盼我读好书去做官，而是希望我将来不再打牛后半截（吆牛种地），能咥白馍夹肉。
我们村小虽籍籍无名，可这个村子的几十位大学生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还有一位考进了北京大学。如今，这些走出去的学生都成了栋梁之材。新世纪伊始，一场大雨下塌了村小的一座教室，其他教室也成了危房；乡政府当机立断，把我们村小与邻村的小学合并为乡中心小学。前些时日回到故乡，专程去了一趟村小，村小已改建为村民委员会，当年的大殿和教室都拆除了，盖起了小二楼，很是气派。我怅然若失。村小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