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父
陕西自古水资源丰富，西汉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渭河沿岸有宝鸡、咸阳、西安、渭南，汉江流经汉中和安康，丹江流经商洛……江河流淌的历史，也是三秦大地千年的史诗。
为了抵御洪水、灌溉农田，古代汉中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水理念和技术体系。他们利用地形地势，巧妙地设计修建了汉中三堰等水利工程，为汉中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汉中三堰”，具体指山河堰、五门堰和杨填堰，是汉江上的水利灌溉工程。
山河堰坐落在汉中市河东店镇褒河谷口。北宋初年欧阳修在《司封员外郎许公行状》一文中写道：“出知兴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旧溉民田四万余顷，世传汉萧何所为。”《宋·山河堰赋》碑也有记载：“山河堰盖汉相国酂侯（萧何）、懿侯（曹参）之所肇创。”山河堰采用了“巨石为主，锁石为辅，横以大木，植以长桩”的结构，这种“分而治之，疏堵结合”的防洪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此后历经朝代更迭，山河堰也不断地进行维修和扩建。三国时期诸葛亮驻军汉中，他在萧何、曹参的基础上“踵迹增筑”，进一步强化了山河堰的防洪与灌溉功能。南宋时期，吴玠、吴璘、杨政等将领多次对山河堰修复、扩建，使其灌溉面积达到了二十三万余亩。尤其南宋光宗绍熙五年，堰坝被大水冲毁后大型修复完工，山崖上镌刻的《山河堰落成记》石刻保存至今（现藏于汉中市博物馆）。这是一份珍贵的山河堰历史资料，也是一件南宋书法瑰宝。
五门堰相传始建于汉，位于汉中市城固县湑水河右岸。它截湑水灌田，因渠首横列五洞进水而得名，在宋绍兴之前被称为唐公堰。据当地碑刻记载，南宋绍兴年间，五门堰将水引至斗山以南，灌田三千亩。到了元朝至正七年，县尹蒲庸力排众议，命堰长“董工役、召冶匠、锻器具、率磨夫(石匠)百余以役其事”，重修五门堰，改创石渠，扩大灌溉面积。这次重修是一次技术上的飞跃，石渠取代木槽的举措，不仅增强了渠道的坚固性，还延长了使用寿命，极大地提升了五门堰的防洪能力。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两任县令乔起凤、高登明相继主持修建，前者在渠首五洞垒石坎，下流修活堰创修各洞水口，后者将各洞水口改为石料修砌，起到了更好的灌溉、防洪作用。到了清代，灌溉面积达五万余亩。
杨填堰，位于湑水河中游段左岸，其防洪与灌溉功绩同样不容小觑；相传建于西汉年间，宋代之前叫作张良渠。《水经注》有文“（湑）水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偃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开也。”到了南宋绍兴五年，抗金名将杨从仪任洋州知州，在汉中地区大兴水利，对废弃已久的张良渠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改造，使之灌溉洋州、城固两县农田五千顷，故名杨填堰。明朝万历年间的改建，仿五门堰的改建：“敞其门为五洞，傍其岸为二堤”，不仅增强了工程的防洪能力，还使得灌溉更加灵活高效。清朝康熙年间的“分工约”与“分水约”，则进一步解决了两地农田的灌溉矛盾，为汉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杨填堰历经多次修缮和扩建，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灌溉作用。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古代的地理概念中，山水分布和走向往往依靠双脚丈量，无论是《山海经》《禹贡》，还是《水经注》，都体现了古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探究和认知。江河湖海流经苍茫大地，孕育生灵万物，从人的角度看山，山是不变的，水是流动的，所以水和人的关系往往更为密切，河流不仅为人提供水源，对畜牧活动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国人早早就知道要“以山定水，以水定路，以路定城”。
江河焕绮万物生，治水用水的基因早已融入国人的血脉。例如唐朝就非常重视水资源治理和防洪法规的制定，设有专职水利机构“都水监”及水利官员“渠长”“斗门长”，并在永徽年间颁布《唐律疏议》，这些法规不仅交代了水利防汛所会出现各种情况，也明确了地方官员在水利防汛中的职责和应对措施。
从远古时代的大禹治水，到战国时期修建的郑国渠，再到汉代的龙首渠，陕西的治水历史充满传奇色彩，每一次实践都凝聚着智慧与汗水。从汉中三堰到如今的引汉济渭工程……这流淌千年的治水智慧，是百折不挠、遇水而兴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