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爱喝茶，一个人在茶馆坐上一天，是最寻常不过的事。
要是一群人聚了，便摆龙门阵，说新事旧事，过嘴瘾。西安一个朋友，专门开了车去成都，一个人孤孤地在茶馆坐了两个下午，喝茶，听人说四川话；回来普通话变成了“川普”，聊起高兴事就随口一个“安逸、巴适”。
广东人喝早茶，大抵是全国最有名的了，不分老少，都好这一口。曾在广州住过半月，朋友每天早早地便要喊叫起床，喝早茶去。其实就是个吃早点，讲究摆一桌，边吃边说话，说正经事。有的茶楼，被一些老人占领了，他们是要喝早茶的，也是图得听粤剧，也听京戏。吃了喝了，戏瘾也过足了，一天的生活没有白过了。
出秦腔的西安，早年也有类似的馆子，喝茶兼听戏，这些年没有了。很多人冲着西安十三朝古都而来，到底没找到昔日的皇家气息。一条条不长的巷子，听起名字来是旧的，到场大都是新的。在现代的气息中，想想古旧的文化，心里也会有不少感动。感到岁月流逝的声音，一些东西留下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提起，对生活一版是旧的、木刻的，一版是崭新的、激光照排的，比较着读出诗意来。
北京的茶馆过去是有名的，这些年衰落得快。某年在北京进修半年，和南方来的同学一同去找老北京的茶馆，哪里有？过去北海一带全是喝茶的、吃饭的小馆子；现在去走一圈，一色的咖啡屋、酒吧。也有吃饭的馆子，门脸都洋气。不过吃饭的馆子人气旺些，往往座位要立等，大家很有耐心，再晚也不轻易放弃，好像是见人免费的。
过去，安康的老茶馆是一道文化大景观，各县都有茶馆，大牌子的茶馆还真不少，毕竟安康出产好青茶。安康一度也是水陆来往热闹，到汉口走买卖，要在安康水西门坐船。安康的山货土产，苎麻构皮、蚕茧粗丝、碧螺毛尖、天麻党参、牲口皮子、上等钢炭，搭汉江上百十来吨的老鸹船，下旬阳，过白河，走老河口，到了汉口或上岸或转长江上的大船。人员往来多，经济便繁华，因此地面上便兴旺了文化。安康城里的戏班子，清末民初时有名的不下六七家，多数没有固定的场所，赶庙会、进茶馆、串乡镇、唱堂会。现在，要在安康找一个正经的茶楼，听一回正经的皮黄，也只能是老远的一个梦想了。安康每年会组织地方戏曲会演，老票友们过一回戏瘾也发一回牢骚，说坐在大剧场听戏，哪里比得上茶馆子里安逸！
淮扬一带，吃茶吃酒时，也有讲究听戏的。最有名堂、有讲究的是听昆曲，达人听，小百姓也听。你若见着一个引水卖浆者流，竟一时歇了自家糊家糊口的小营生，眯了眼睛在茶馆听昆曲，那也是不奇怪的。在世俗流变、世态万端、世风变迁的一系列历史中，文化其实就活在百姓的日常中，不是什么大名头，也从不打出什么大旗号，从官家到民间，文化就是个玩意儿。人一生吃苦太多，总要有文化这个安抚剂给精神疗伤，治劳伤，所以文化是因人而生的，对人都公平。有文化的，玩高雅；没文化的，玩心情；有人玩的是排场，有人玩的是交际，普通人玩的是口味。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讲写作，口拙，翻来覆去只是讲“贴到人物写”，影响了很多人，集大成者就是汪曾祺。他写出了文学的从容、诚意、好玩。若硬要往文化上扯，他的文化是寻常的，我们身边的。贴到人物写，就是贴到文化写。写作者脑子里不装点地方的地域的，乃至于国家的民族的文化作料，写出来的东西多半是一盆糨糊。文化这个玩意存在于生活的时时处处，呈现出生活的种种样貌，看得见摸得着。找文化的脉络，往民间去，往寻常中去，路数就对上了。把文化拔得高了，就是束之高阁，是叫文化脱离民生，文化便死了。找一群人研究文化，关住门研究，在老先人留下的故纸堆里刨灵感、寻新鲜，往往大抵不得要领；因为端了架子，文化便吓跑了。或先定了大调子，要叫文化振兴经济，在文化概念的虚空中找答案，更不得要领。我便想：文化是土地，是乡下的园子，是一群人的口味，是民俗中古怪的经验，是农事中的二十四节气。文化是春醒，是夏水，是秋簌，是冬藏，你慢慢品味，你咂摸出什么味道了那便是你体验到了文化。
安康城有位一辈子研究汉调二黄的老先生，又演又编，把自己半生的体会、认知写成汉调二黄的论文，获得国家戏剧文化的大奖。老先生走哪三句话离不开本行，说着说着就拐上了汉剧振兴，说到动情处就开唱，也不管别人听得懂不。他常上台讲一折汉剧普及的话，说二黄是个好东西，是安康蒸面，是浆水菜两掺面，安康人最爱的口味哩，你说这二黄不传下去咋得了！我曾跟老先生聊，他说文化就是生活里的事，是生活的是是非非，把文化与生活剥开单说那就错了，那叫缘木求鱼。他说我们把架子放下来，用脸贴了文化的土，里面才有生长的声音，才有千般生活的信息传递出来，文化才是活的，才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