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秦腔没有深入了解，但我非常喜欢秦腔；虽然能够唱不少名段，但主要是自娱自乐。
我对秦腔的喜爱，源于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非常喜欢秦腔，是超级票友，唱秦腔接近专业水平。父亲去世后，哥哥曾写过一篇怀念文章《父亲与秦腔》，文中提到：新中国刚成立后，长安区成立了一个教师秦腔剧团，演出新编剧目《血泪仇》《三世仇》等，父亲就是该团的一员并演主角……在西安狄寨原上演《血泪仇》，父亲演主角王仁厚；戏演到一半时下起了大雪，可台下的人却纹丝不动。观众的热情，深深感动了父亲，他在台上唱得更起劲、更卖力，博得了观众的喝彩声和掌声……
小时候，我听人说西安城里的专业剧团都曾要父亲，可由于他唱戏时太卖力，以致累得生了一场大病，才不再唱戏了。但是，父亲一生一直喜欢听、看秦腔，秦腔是他一生唯一的爱好。先是广播不离身，后来是每周陕台的“秦之声”节目必看，导致养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两三岁时就能唱几句秦腔。父亲还是秦腔名角任哲中的超级戏迷，当时只要有任老的演出，他都会想尽办法去看。后来，任老唱不成了，他又喜欢其徒弟胡屯胜。不幸的是，胡屯胜英年早逝，这令我父亲非常伤心。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喜欢秦腔，但没有他那种痴迷。我的家乡离秦腔名家李正敏的村子相去不到3公里，又与“正俗社”创办人毛玉卿是同乡，小时候常听祖辈谈论李正敏、“正俗社”的掌故，幼小的心田早就种下了秦腔艺术的种子。
将我引入秦腔研究领域的，是老师焦文彬。上大学时，焦老师就给我们开设“中国十大悲剧研究”“秦腔研究”等课程。我毕业留校，又与焦老师教同样的课“元明清文学”，常向他请教。15年前，我跟焦老师说，想接着他的《秦腔史稿》续写20世纪的秦腔发展史，并以此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听了很高兴，出谋划策，最后我选择了《20世纪秦腔史》课题，他是主要参与人。可是，在课题正式立项后，焦老师却得了脑梗，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不久就离开人世，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令我非常伤心，更感到无助。但是，我又细思，凭借自己的力量，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决不能辜负焦老师的殷切希望。就这样，我进入了秦腔研究的领域。
秦腔一直是“剧业”盛而“剧学”微。相对于京剧和一些大的地方剧种，秦腔理论和历史研究薄弱，学者不多，资料匮乏，钩沉难得。焦老师主编的《秦腔史稿》出版，秦腔才有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史性专著。可惜，此书只写到新中国成立时的秦腔史；也有打算“将在适当时期续完这部书稿的近代部分，使之不致残缺”，但因几位编者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故此书后面部分一直没有写出，不啻为秦腔史研究上的一大憾事。
我的《20世纪秦腔史》，正是顺着《秦腔史稿》的思路，描述了一段历史时期秦腔发展的脉络，采用以时间为纵线和以社团、剧作、演员研究为横断面纵横交错的结构方式，同时突出重点社团、剧作和名角，尽可能全面有重点地展现出20世纪秦腔发展的面貌和成就。该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喜爱，更坚定了我对秦腔的研究。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忽然有一天我接到陌生电话，说他是易俗社创始人孙仁玉的孙子，名叫孙永宽；他从师大出版社找到我的电话，约到师大家属区门口见面。见面后，我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手里还提着一大包水果。我找了个茶馆，和老人聊了一个下午，他对我写孙仁玉一章较为满意。临别，老人一定让我收下水果。过了几天，我买上礼品专门回访了老人，他拿出爷爷孙仁玉的遗物让我看。从此，我们便成了忘年交。他一有秦腔票就约我看戏，一起谈论秦腔，又送了我很多秦腔方面的资料。我也把自己出版的秦腔、戏曲方面的书回送给他。
现在，秦腔不仅是我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我娱乐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每聚餐，酒足饭饱之际，大家展示才艺之时，我便放声演唱“手托孙女好悲伤”“见嫂嫂直哭得悲哀伤痛”“只见她珠泪滚滚”等唱段。在这些苍凉悲壮的秦腔唱段里，饱含着秦人的精神追求和秦腔的感人魅力，更倾注着我对秦腔的喜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