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父亲去世后，老房子就彻底空下了。面对父亲的遗像，我心里空荡荡的，每到夜晚，更有种难以言喻的寂静，这寂静又常因我的思念而被撕裂。
深夜无眠。我踅脚走到父亲的床头柜前，打开抽屉里一个蓝色铁盒，里面装着款式各样的警徽、肩章、领章及胸章。我努力打开记忆的阀门，但无法逐一甄别它们所属的年代。当我目光停留在一对红色领章及那个带国徽的警徽上，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身穿警服的高大形象便瞬间浮现在我眼前。随后，我拿起一枚橄榄色肩章仔细端详。这枚肩章由三条横杠和三颗金色的星花组成，我断定，它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父亲退休前那款警服上的肩章。 铁盒下压着一个黑色公文包，里面装着父亲的各种证件和荣誉证书。其中一张红色证书上醒目地写着“授予李超棣一级警督警衔”。目光定格在这行字上，愧意顿生。作为长子，我到现在才知道父亲的警衔。
我的童年，是在渭南老家度过的。那时父亲的形象对我来说是模糊的，只知道他远在西安，是一名警察。五年级时，我从老家转至西安上学。虽然常见父亲，但第一次目睹他全副武装的模样，却是在学校里。 当年，我们学校位于父亲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内。那天，全校师生齐聚操场，参加公判大会。校长讲话后，父亲威严地站起身，警服笔挺，警徽在阳光下闪烁，发出耀眼的光芒。随着他洪亮的声音，几名少年犯被押上了台，他们都是学校高年级的学生。“哇，快看，台上讲话的警察是咱班李健他爸。”台下一阵喧哗，同学们的头纷纷转向了我。那一刻，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
我真正对警察工作有了认知，源于唐山大地震那年。震后人心惶惶，家属区里防震棚星罗棋布。父亲顾不上回家，母亲又不会搭棚。父亲只好让我们兄妹仨临时搬到派出所的防震棚避难。晚上，民警外出巡逻时，我总缠着那些叔叔带上我。那段时间，我跟着他们走遍了等驾坡地区的各个村庄，检查防震棚的防火及其他安全隐患。不久后，曾经带我去巡逻的苏警官，在一次抓捕行动时被歹徒拿刀捅伤了。那时，我才知道了警察工作的艰辛与危险。
父亲再次身着制服出现在我们面前，是1976年9月18日。学校组织我们集体到西安新城广场，收听北京毛主席追悼会现场实况广播。我们徒步前行，到达现场后，已是万人齐聚，公安干警维持着秩序。突然，电闪雷鸣，天空下起了大雨，我的衣服淋透了，泪水和雨水在我脸颊上流淌。父亲不知何时出现在我面前，他身穿藏蓝色的警服，大盖帽周围不停地往下滴水，但头上的那枚警徽似乎比往日更加鲜艳。他关切地问：“冷不冷？”我摇头作答后，他转身，步伐匆匆而坚定，背影消失在雨幕和人海中。至今，每当我想起那天的场景，父亲的高大背影便会浮现在我眼前，只不过区别于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我记忆中父亲的背影是挺拔的、伟岸的。
1953年，父亲从渭南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了西安市公安局，后分配到灞桥分局郭家滩派出所，开始了他的警察生涯。父亲参加工作后，便以所为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但每当父亲回忆起那段岁月，我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自豪和满足。我曾看过一张父亲当年的照片：高大笔直的身板，雪白的上衣，鲜红的领章，闪烁的警徽，英俊潇洒。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调至雁塔分局等驾坡派出所。当时，父亲管区内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出于好意，多次主动提出为父亲安排一间住房，以缓解家中的困境，然而被父亲婉言谢绝了。在公与私的天平上，父亲毫不犹豫，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警官的职业精神和原则。他在公安战线44个春秋，曾先后8次立功受奖，这是对他辛勤付出的最好肯定，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荣誉。 1997年，父亲脱下了他心爱的警服。退休后，他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成为儿女眼中的慈父，孙子、孙女眼中的可爱爷爷。
然而，岁月不饶人，父亲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健壮了。自2014年起，父亲因肺病开始和医院结缘。特别是2015年母亲去世后，疾病如同黑暗中的风暴一样，袭击了他的全身，他那高大的身躯突然间就倒塌了。 父亲临终前，让我去公安雁塔分局一趟，提前取回制式服装，作为他离世后的着装；他坚决不穿别的衣服。父亲离世后，我们轻轻地为他擦洗完身体，给他穿上领回的那套警服，尽管没有佩戴警徽，但那身警服依然显得庄重而威严，一如他生前所穿，整洁有序。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八年了。幸运的是，他曾经佩戴过的领章和警徽仍在家里熠熠生辉。那警徽，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永远屹立在我心田，更是我生命里最耀眼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