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
老家空闲房间门侧，土墙面钉着的大铁钉上，挂有一大一小两只算盘。时不时看见，总能勾起一些陈年回忆。
上小学三、四年级时，珠算跟毛笔字一样，几乎是每天必练的课程。加减乘除的口诀，我背得滚瓜烂熟，算盘却打得很一般，不是出错，便是太慢。手指不够灵活，或者大脑的指令不能迅速传递到指尖儿，这大概是我天生的缺陷。就像如今，跟朋友猜酒行令，我只能笨拙地手敲桌子，用“老虎杠子”来凑合，而总学不会划拳。
听母亲说，我周岁“抓周”时，虎头虎脑地坐在大蒲篮里，身边摆有核桃、书本、铅笔、算盘、尺子等物，伸手第一个去摸的就是算盘。用长辈们的说法，日后十之八九吃的是与算盘有关的轻松饭。实际上，我不仅没有甩掉“农民”这祖传的帽子，还误打误撞步入文学之路，算盘打得远不如父亲。
父亲年轻时，正是农村集体化时期，当过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生产队长，他识字不多，算盘在本队里却打得没谁不服气。平时统工分、分口粮，或算其他项目繁杂的账项，都离不开算盘。土地承包到户后，我们卖洋芋或其他山货，往往还不等对方用计算器算出，他噼里啪啦响的算盘珠子已经停下，手里就有了结果。末了双方一对，不多不少。每一笔账算罢，他右手指分开，抓住算盘梁猛地用力翻转，只听“唰，唰”两声，上珠与下珠便如同训练有素的士兵，整齐地靠拢在上下边框，动作潇洒利落。
正因算盘打得漂亮，他时常被大队叫去帮忙做年终、季末决算，一忙几天不回家，被母亲责怪为“老积极”。母亲这话，除了讥讽不无苦衷。尤其是土地到户后，我家分有一大一小两头牛，每年还喂两三头猪，家务之繁重可想而知。而我和姐妹尚小，父亲不在家的时候，自然全压在了母亲肩头。
山沟里的小学校，仅有一名老师，也只进行三年级以下的复式教学。在大队小学上四、五、六年级那三年，因距家太远，我只好在与学校斜对面一河之隔、三四百米的外婆家吃住。而大队办公室，就在小学隔壁的古庙里。我见过几回那算账的繁忙场景，似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年，外公曾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我们化庙大队唯一设点的信贷员，业务娴熟，算盘打得很精，我想父亲应是他徒弟。不过父亲没说，我也没问过。这一点我倒是继承了父亲，我们都是寡言少语的人。
墙上那只大算盘，便是父亲留下的。不知他用过了多少年，品相依然完好，珠子黑亮黑亮的。边框为暗红色，该是红木吧，听说用来加工手串珠子漂亮。为此我看过它，又很快打消了那个念头。 那只小的，长短大概仅有大的一半，珠子自然也略小一些。它是我十二三岁上小学高年级时，靠挖药攒钱买来的。之前学识数和加减法时，我们的基础工具，是在老师的要求下，父母用韧性较好的树枝——柳枝、桃条或竹棍，弯成弓形，在用线绳紧绷的弦上，穿十或二十个珠子做成的。“珠子”有指蛋儿大的小土豆、板栗、豆粒，还有粗糙的小木块……不一而足，可谓简陋至极。几块钱的小算盘，那时对于山里的孩子也是奢望，要等上了高年级才有资格拥有。正式学算盘的头一学期，我用的就是借来的旧算盘，起码两三串珠子不见了。
即便再爱惜，上、放学时，算盘上拴了细绳挂在身上，摔坏、弄丢并不奇怪。已不记得那几年买过多少算盘，而那小的肯定是最后的一个。女儿小时候，偶尔将它当玩具摆在面前，被扔出老远，并不怎么喜欢。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电子计算器面世后的好几年里，银行、商店柜台里的职员们算账仍坚持以算盘为主。有人说，计算器没算盘快。其实，只是他们一时难以接受，或不习惯罢了。电子计算器、计算机的速度和准确性，无论如何还是更胜一筹、毋庸置疑的，被替代是必然的。就连父亲，后来也买了方便携带的小型电子计算器，外出算账随便揣在怀里。那只大算盘，从此就跟小算盘一起挂在墙上成为摆设，数十年再未被动过，落满岁月的尘埃。
前年元宵节，有人打电话说，老家的门被撬了。反正家里已没什么有用之物，当时并未在意。随后回去，果然发现木门靠近锁子的部位被撬出了几个坑。我掏出钥匙，也没打开那把已出现锈迹的铁锁。显然，它曾被铁器扭撬、重击过。隔着窗玻璃，原以为盗贼并没有进入室内。然而再回去，用切割机割断锁环将门打开，母亲锁着的两只木箱已被翻了个底朝天，针头线脑、旧布纸片，杂乱不堪。晚年时父亲特意换上的大铁锁，仍未防住可恶的小人。不过不用多想，肯定还是让盗贼大失所望。
前些日，巷子里有人收购旧算盘，顺便问了问，据说那两只算盘大概价值两百多元。再回去，特意去找它们时，方知已踪影全无——应该是那次就被盗贼顺手牵羊了，不免觉得可惜。
如今，父亲已离世四个春秋。倘若算盘还在，肯定我是不会因为几百块钱而轻易出手的。毕竟，它们是一个时代科技与文化发展的见证，也承载着父亲和我太多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