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未平
西安城墙的四个城角里，西南角最为特别，它鼓为圆形，而不像其他三个城角生而为方。
城墙西南角，是元代在西安城里留下的唯一印记，敦实藏锋，厚重不语，风雨斑驳了墙砖，晚霞把它燃烧成灰烬色。它的前世今生，隐埋在历史尘埃的深处。
西安在隋朝时叫大兴城。以前周、秦、汉的帝国之都，都在今天西安城的西侧。周之丰镐在西南的马王、斗门，秦之咸阳在西北的窑店，汉之长安在三桥以北。杨坚建隋，先都于汉朝旧京，第二年命大臣宇文恺营造新城，选址龙首原南坡，设计修建了大兴城，城的名字来源于杨坚做大臣时的封号“大兴公”。宇文恺可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的两个第一：一是他在街道上挖渠取土营建墙垣，然后往渠里注水成为运河，借以运送木料和建材，建设结束，用建筑垃圾回填沟渠，踩为街衢。据说这是中国运筹学的肇始。二是他对城市建设作出整体规划，按照功能进行布局，一改历史上城市格局没有章法和布局，皇宫、官署、民居交错相处、杂乱异常的情况。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规划实践。
大唐建立后，改大兴为长安，立都于此。这是一个既统御草原世界又驾驭农业世界的庞大帝国，盛世气象和繁华昌荣需要更大的城郭去盛放。大唐扩建长安城，建郭城以聚民，造皇城以驻官，筑宫城栖皇室，城内设坊108个。长安城很快成为世界财富中心、商贸中心、技术中心、文化中心和欧亚大陆中东部的政治中心。不变的是清风与日月，轮回的是兴盛与败亡，大唐也逃不过这个潮汐般的命运。唐末，黄巢起义军捣烂了大唐的内脏，朱全忠击折了大唐已经锈蚀的柱子。公元904年，朱劫持唐昭宗，挟裹百官与民众迁往洛阳。更决绝的是，他拆毁长安城所有房屋，将木料顺渭河、黄河漂流而下运抵洛阳，不能带走的放火焚尽，煌煌长安城从此颓毁殆尽。
五代初期，长安的地方长官韩建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营造新城，规模与面积已经缩微至唐长安城的十五分之一；此时的长安沦落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地方城市，空留“京兆”之名。宋、金时期，长安城并无多少增建。公元1087年，蓝田人吕大忠收集长安城里的石刻聚成碑林，这算是宋代留给西安城的一笔丰厚遗产。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占领陕西。后忽必烈受封长安（京兆府），再后定国号为大元，次年封自己的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镇守川陕及唐兀。忙哥剌开始在固原开城，在陕西长安营建安西王府。自唐末毁城300余年来，长安城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城建。忙哥剌在现在西安市的十里铺附近营造王府，又重修长安城的城墙。
人们总是从生活场景中得到感悟与启迪。游居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他们歌唱中的呼麦如同驰过大地的疾风，马头琴的奏鸣如同群马奔腾，蓝绿白的主色调如同蓝天草原与白云，白色的飘带如同蜿蜒在大地上的银子般的河流，圆形的帐篷如同苍穹覆盖大地。他们以圆为美，对圆寄予特殊的情感，并且达到了崇尚的地步。蒙古人把“圆”融进了生命，流露在生活的所有细节，比如建筑、用具、舞蹈等等。安西王府和长安城的城角都被营造成了圆形，上面还建造了蒙古风格的八角楼。那时候，长安城快速繁荣；马可波罗观瞻了忙哥剌的宫殿，那时的长安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棉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城垣。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此既蚕食其叶而吐丝之树也。”
到了明代，长安城改名“西安”，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修了钟楼和鼓楼，修了书院，修了官衙，修了城隍庙。又对城区进行扩建，拆了东城墙和北城墙，将城市向东、向北延展，再建新的北城墙与东城墙。同时重修了与此相关的西北、东北、东南城角，这几个城角改为汉制方形，而唯一没动的就是城墙西南角。蒙古人所营建的圆形的城角保留了下来。此后西安城几乎维持了明代的模样，一直到现在。
现在的城墙西南角，它的脚下是西安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之一水司十字。东西南北都可以走到城市的尽头，面对每日车水马龙，历尽沧桑的城墙西南角、与众不同的城墙西南角，这时候在静静地想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