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寺侧，濒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为弥勒佛坐像，通高71米，是我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大佛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完成于贞元十九年，历时约九十年。千年之前，如此巨型造像，得以成功完成，除了古人精湛的造像技术，选取水路关口作为造像之所，同样彰显了古人智慧。
这些古人，在萧易的新书《石上众生：巴蜀石窟与古代供养人》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供养人。“僧人海通、唐玄宗以及两任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与韦皋”是明确的有史记载的乐山大佛供养人。然而，大佛工程浩大，动辄数十年，另有一群人，如商贾、船工、走卒、贩夫、文人、农夫也纷纷加入捐资造像的行列中来……他们或许才是淹没在历史中的大佛真正供养人。
本书作者萧易试图通过撰写供养人的造像细节告诉我们，在遥远的千年之前，巴蜀石窟与供养人，是在相互给予、共存共生的感念下，穿过历史的薄雾，向现代人走来的。揭开石窟与供养人的面纱，萧易向我们呈现了一段生动的古代巴蜀佛国历史。
巴蜀石窟主要集中在四川的北西东三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07年—2012年）资料显示，川渝地区现存石窟寺及石刻8022处，占全国总数（24422处）的32.89%，即便石窟寺数量如此巨大，仍比梁思成带领营造学社勘察的数量少了50多处。
巴蜀地区的佛教是经长安传播而来。然而，进入巴蜀，有两条最重要的古道：米仓道和金牛道。金牛道是官道，由长安、洛阳而来的官吏众多，相对好走一些。由于8世纪至9世纪间，南诏与唐朝进行了三次战争致使官道败落，平民、商旅喜欢走的米仓道，人流多了起来。来巴蜀做生意的北凉商人，不仅带来了生意，还带来了佛教的传播。
从隋至盛唐，米仓道和金牛道两旁开凿的石窟数不胜数。用萧易的说法就是：京华冠盖，不绝于路，引领此风的唐朝官吏。著名摄影师袁蓉荪在《巴蜀石窟：藏在乡野的中华文明》中写道：“石窟造像有规模地传入巴蜀，始于南北朝，兴盛于唐宋，从北魏至明清从未间断过，1400多年的历史脉络非常清晰。”事实上，石窟造像在公元1世纪就在古印度产生了。在本书中，也提及广元皇泽寺于北魏年间便有开龛。
所谓供养人，其实就是出钱开龛造像的人。初始时，唐代官员、文人、商贾较多，其随行人员中不乏中原石匠、画师。萧易在书中分析道，“官宦的身份有很好的示范效果，于是引来的普通百姓竞相效仿，中原地区盛行的开窟祈福之风也在蜀地慢慢延续开来”。至中晚唐、五代，战乱频仍，唐人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开窟祈福之风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加入进来，祈福的重点更加“普世”，祈祷家人幸福与安康的居多。佛教说到底，讨论的就是个生死观的问题。佛祖面前，众生平等。不论官宦还是平民，供养人的个人意识逐渐提高，他们个人的造像都可立于佛祖旁侧了，甚至女性供养人也毫不例外。
到了宋代，开窟造像的形式明显不像唐代那般薄纱附体，转而全身被厚重衣饰包裹，形象上也是樱桃小口、新月弯眉，一副南方人柔美的样子。造像题记上甚至还可以写下供养人的生平。一家几口均有造像的，比比皆是。在石窟造像领域，佛祖终究还是走下神坛，与民同在了。
南宋时期，开窟造像几乎绝迹，待到明朝，也很难恢复。可散落在巴蜀山野间的大窟小龛却一直彰显着勃勃生气，成为百姓的精神寄托。他们朝拜的是佛祖，是祖先，更是激励自己活下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