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妈妈用“春捂秋冻”这套养生法养我。
我算是皮实的，耐寒耐热耐饥耐渴，性能良好，敢于走江湖，对外以“骆驼”豪横自称。但今冬开始，难道是“骆驼”老了？掉毛了？明显开始敌不过岁月的风刀霜剑，老天爷还苦苦相逼，竟将多年不用的冰雪利器重新拿了出来，非要我向岁月妥协的架势。一边层层加衣抵御严寒，一边痛恨“岁月的杀猪刀”残忍待我，不愿穿得鼓鼓囊囊、臃肿不堪。于是，整天为出门发愁，直把衣柜里大量的保暖衣裤，薄的厚的、长的短的，都倒腾出来，与各式毛衣、大衣、棉衣裤、羽绒服，试穿个遍，穷尽心思搭配组合，有谁知晓出门站在人前的朴素人儿，已然是一大堆衣服竞选的结果。
望着屋里日渐蔓延、衣柜储物间终将掩盖不住的大堆衣物，不由回首检索这半生走过的岁月，心头升起如烟的感怀。儿时的冬天，比现在气温明显要低，屋檐下的冰溜子，明晃晃的如矛似剑；雪一场接一场，积雪没膝；人人像一台蒸汽发动机，面对面呼出股股白气；屋里是没有暖气的，生个火盆就好得不得了了。
然而那时不知冷。每年大年初二，出嫁的闺女回娘家，我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接姐姐。穿着一件花棉袄，踩一双妈妈缝的棉窝窝，冻得吸溜吸溜地，踩着咯吱咯吱的积雪，跌跌撞撞跑上原，等着姐姐远远地踏“浪”而来，那无垠的雪野就是我心中洁白的海。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喜欢在雪原上发会疯，棉袄下的红衣服隐隐约约，那是姐姐送给我的大红线衣，她把订婚收到的礼物分给小妹妹，不然我们那般大的小姑娘，穿的都是妈妈缝的花布衬衣，又薄又凉。在没有生火的早晨，妈妈需把衬衣提前放进被窝里暖好，把直愣愣的棉袄棉裤，兜到灶火前烤得热腾腾，那赖床的小孩才会鼓起勇气钻出被窝、迅速把胳膊腿儿伸进衣管儿。噫，想到这儿忽然皱眉头，那爸妈的衣服谁给烤呢？那时的大人都不怕冷吗？
妈妈除了下地挣工分，一天到晚还有忙不完的活，衣服鞋子全靠手工缝，还养过蜜蜂和兔子。到我上三年级时，终于拥有了第一件毛衣——那是妈妈用剪下来的兔毛拧成线，夹杂着拆下来的旧毛线用染料上了色，给我织成的！虽然疙疙瘩瘩不平滑，且只有浮在表面的毛尖上泛着新鲜的绿，底色仍为着色不均的灰白，但我终于有了一件属于自己的毛衣！说来真不好意思，因为没有多余的替换衣，又极少洗澡，我那件唯一的红尼龙衣，胳肢窝沿线的缝隙里，不敢翻，一翻就有小生物蠕动，会有白花花的虮子刺入眼帘，像误入不怀好意的敌军阵营。
中学在县城上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怎么也得有几身像样的衣服吧。可我除了有一套蓝色镶白条的腈纶衣裤，既当运动衣，又当打底，其他的竟搜不出什么亮丽的记忆。真遗憾，那本该如花的少女时代。高中时，邻居的男孩周末来找我聊天，他是早早走上社会，被有门路的父母安排到机关开小车的人，跑车回来抖着身上的毛衣给我看。“嗤，不就是一件普通线衣么，有那么贵？又吹牛！”他着急地解释，“不是线衣，这是羊毛衫，真八九十块钱呢。”
也就是那几年，一九九〇年前后吧，新玩意儿层出不穷，简直让人有些眼花缭乱。大我两岁的哥哥，给我找了个漂亮的嫂子，洋气得跟画报上的明星似的。我从她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上海服饰》《服饰文化》这样的杂志，嫂子出于“爱屋及乌”才愿意给我普及服饰知识的吧，对于只懂得牛仔、T恤和卫衣的我，在她眼里十足是个村妞。我问她不冷吗？穿得好薄呀！一头波浪卷发，红唇微翘，羊绒大衣挺阔的嫂子一笑，告诉我，她穿的是保暖衣，看着薄，穿着暖和。那是我初次听到“保暖衣”这个名词。不信的，那么薄而小，内里是有绒，可是供销社卖的绒衣又大又厚，呶，就像电影《人生》里高加林穿的那种，不是比它暖和又大方？连部队里都只有绒衣没有什么“保暖衣”，说什么有自发热功能，骗傻子呢！我那时进城读书了，节假日去开元、唐城、世纪金花逛，才发现到处都在卖保暖衣，价格老贵。我还是穿我的秋衣加毛衣，过年时就添一件新棉衣，满足得过了一年又一年。
忽如一夜春风来。不知哪一天，我忽然发现家里的衣服越来越多，款式、色彩、功能都开始各有各的分工，细化到睡衣、家居服、外出服、运动服、春装、夏装、秋装、冬装，而每次有个什么活动或节日，甚至啥也不为，就随手买新衣，跟厨房的各式厨具、房间的各色卧具一样，越来越多，快要泛滥成灾了……
春节过后就是春，春装又要上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