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保
在老家河南，常常把春节叫过年。过年了，穿新衣戴新帽，贴对联放鞭炮……唯有蒸过年馍时全家人一起忙活的情景，却至今记忆犹新。
和大多数农家一样，我家一般都是在腊月二十七日蒸馍的。从头一天，母亲和姐姐就开始忙碌了。泡酵头，和上一两盆白面、一盆杂面，放在炉火边等待着发酵。蒸馍一般都是自家人在一起忙活，但也有换工的，今天你帮我家蒸，明天我帮你家蒸。
二十七这天蒸馍的时候，母亲和姐姐就会早早起来，坐在大面板两边，两双手在案板上不停地忙活着。不一会儿，箅子上便放满了一个个或白或黑白相间的馒头或包子。而在外面烧火的，一般都是父亲或哥哥在做。红红的炉火，白色的雾气，虽然早已显示出过年的气氛来，但还是难以掩隐父亲为全家忙活一年而捉襟见肘的无奈。
老家的过年馍，大致有四种：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在街坊常常看到的方块馒头，主要供自家人吃。这种馒头一般都蒸得最多。过去农村讲究，从初一到初五是忌讳开火的，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在过年前蒸够一家人五天吃的方馍。我家一般也都会蒸大半缸或一缸的。第二种是蛹馍，像红萝卜粗细、十四五厘米长，圆滚滚的。为什么叫蛹馍，是因为外形，还是有什么特殊寓意我不清楚。但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要蒸一些，因为初二姑娘回娘家，是必须要带这种馍的。第三种是豆包，就是用小红豆和红薯煮熟后做成的馅包成的包子。听老人们说，“豆包豆包，都饱都饱”，寓意着大家都能吃饱。第四种是菜包和肉包子。过去家家都穷，能够吃上纯肉包子的家很少，能够蒸上一锅纯肉包子的，都是大家眼中的富人。
在过年馍中，最重要的就是蒸大馍了，大馍又叫人口馍。它开始于什么时间，不知道，但从我记事起，人口馍就是家里蒸馍时一道重要的内容。人口馍的大小，比小碗口略大一点，圆圆的，像一个小碗扣下来的样子。这又分三种，但每一种都非常瓷实。一种是蒸的时候会在顶上点一个小红点；第二种就是在顶上用面搓成一个“又”字形，在中间放一个红枣；第三种就是在第一种或第二种的馍中，放一个一分或二分或五分的硬币。谁能吃到硬币，就意味着这个人今年大吉大利。
人口馍一般是按照家庭人口的多少来蒸的，一人一个。即使这个家人过年没回来，父母也会给他们蒸上的。虽然人口馍不是什么特别奢侈的食品，但因为是人口馍，便让这种馍特别有仪式感。小时候，大姐在陕西上班，过年家里蒸人口馍时，父母还会照样给姐姐蒸上。随后，这个人口馍就会被父母或放在竹篮里或直接用线串起来挂在屋檐下，静静地等待着她的主人。寒风刺骨，冰雪连天，人口馍被风吹咧了，翘皮了，甚至放在嘴里都咬不动了，但仍在寒风中翘首以盼。甚至遇到有人要去姐姐的城市，父母也会想方设法让亲戚好友帮忙带给自己远方的孩子。
在我家，曾发生过一系列有关人口馍的趣事。因为人口馍里包有硬币，预示着这个人今年的福气，所以每个家人都希望自己能吃到这种包有硬币的馍。但硬币只有一个，谁能吃到，还真的难说——有可能在今天要吃的人口馍中，还有可能在没吃的人口馍中，甚至是放在给外地亲人准备的人口馍中。
记得小时候，看到妈妈从锅里取出馏得软软的人口馍时，总是想用手轻轻捏一捏有没有硬币。但小碗一样大小的馍，岂能轻轻捏出来；况且捏一个，妈妈不说，如果你在每一个人口馍上都捏一捏，就会出现一个小坑，父亲看到了肯定会骂的。看这一招不灵，我就装作馍很烫手的样子，拿两根筷子，扎一下馍。扎一个，也就罢了；如果在每个人口馍上你都扎一下，父亲打屁股肯定是少不了的。有一次，趁父母不注意，我把人口馍都掰成了两半，仔细查看哪个馍里藏有硬币，结果就被父亲好好收拾了一顿。我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吃到过硬币的印象，也许这就是越想得到什么就越得不到什么。
家家户户都在那天蒸过年馍，不管你走到谁家，看到的都是热气腾腾的蒸馍景象：红红的炉火，白色的雾气，做馍的女人，烧火的男人。这个时候，你不管熟悉不熟悉，只要你走进他的家门，主人都会给你递上一两个新蒸的馒头或菜包的。
一转眼，我在这个城市已经过了很多个春节。虽然每年过年时，妻子也会蒸上一锅馍，可总感到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去年年前，我和妻子到蓝田的焦岱赶集，看到集市上卖的花馍和大馍时，顿时就勾起了沉睡在内心深处的记忆，立马买了两三个。回来后，那些馍我舍不得吃，恭恭敬敬把它们敬在书桌的一角；看书写字的时候，瞄上一眼，常常有一种满足溢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