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珺
街上的车流匆忙起来，市场的物资愈加丰富起来，火红的灯笼挂了起来……年关将近，年龄稍长的人们却总是感觉比以往缺了点什么，有时会不由分说：年味淡了。其实，年味只是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变化而已。
随着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大家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样紧密罢了。感觉年味淡，只不过在怀念往日的时光，变了的不是年味，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年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农耕社会的两大典型特征，一为物质匮乏，二为人情温暖。在这样的社会里，需要的是内部团结一致，需要集体认同；说穿了，就是一个脉脉相连的人情社会。既然是人情社会，大家就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平日里你帮我助，你盖房时我帮工，我收秋时你助阵；过年，则得来回走动，润滑亲情，以增进彼此的友谊。
杀猪菜，想必每个地方都有吧。无论光景如何，农村家庭总会养头猪，总会在年前将猪杀掉。从脖口割下一大块来，切片、炖煮，加豆腐粉条白菜，再焖一锅黄白米饭或蒸几笼馍，请四邻五亲大吃一顿。今天吃你家的，明天再去他家，一来二往，其乐融融也。
无论光景如何，几斤瓜子、几斤水果糖一定要买。村里的孩子来串门，立刻就有一大把瓜子、几颗糖果塞进口袋。这时节，若是大人来串门，则会立马递上香烟、奉上烧酒，切盘猪头肉的。邻居家做了豆腐，马上就会端过来一碗；你家炸了油糕，也会立刻送去一盘。你敬我，我亲你。
无论光景如何，也要给每人都缝上一身新衣服，新的棉衣罩衣、新的鞋。这新衣服，当然有对于家人的祝福，而更多的是要给别人看；去拜年或者有人来拜年时，不至于显得过于寒碜。糊窗净面、打扫庭院、送神祭鬼、放炮过年，然后是拜年，提一条肉、两瓶酒、一篮子馍，初一拜长辈、初二拜岳丈、初三拜兄弟、初四走亲戚。压岁钱固不可少，也不过是一块两块、五块十块的。
如今，农耕文明已经远去。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下的人们，关系变得不再紧密，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互依赖，而是更加平等、开放、信守契约。怎么会说年味淡了呢？如今物质极大丰富了，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眼看对联的颜色越来越红、灯笼的光芒越来越亮、年货的储备也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红包越来越鼓，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在如今的年轻人眼里，年味很有味儿。
我们在怀念往日的时光时，往往把当下的美好给忽略了。在我看来，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年味不过是一种仪式感。进入腊月，到了腊八就算是年的开始。《说文》里就有“腊祭百神”的说法。忙碌了一年，辛苦了一年，平凡单调了一年，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这一年虽然人很努力，却也得益于诸神的相助，在即将享受饕餮盛宴的时候，人是一刻也不会忘记神灵的。腊，原指干肉；腊月，就是享用干肉的时节。而这个享用，是人神共用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所有的物质都来之不易。过年，人们总是怀着虔诚的感恩之心，敬天敬地敬鬼神的。只有到了正月初七，才算是进入“人日”；只有过了元宵，才算将年过完。
在这年节里，大人孩子要换新衣；杀猪宰羊，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回家吃年夜饭；初二开始拜大年，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扭秧歌、闹社火。过年，就是去奔赴一场盛大的仪式。平时里冷落萧疏的村口，车聚满了，而且好车很多。从车上搬下来的东西，也越来越贵重。无论去多远的地方打工，哪怕几经辗转、车马劳顿，都要赶回家，都要团圆过年。回到家，就感觉十分心安。
所谓仪式感，就是要总结前一阵的生活，做新的人生规划和谋略。我这一年过得好，希望下一年好上加好；这一年混得差，期待新的一年会翻转过来。把环境弄干净，自己则刮了脸、修了面、沐了身，焚香祷神，期待来年会宏图大展……但这样的仪式，相比过去，简化了许多。譬如年夜饭，不再像以往那样做几十道菜；譬如拜年，来客也不在主家吃饭了，而是去酒店大家一起乐呵一下就好；譬如走亲访友的礼物，都是现买的，其包装的精致也是以往不能比的；再譬如发红包，现在也都微信转账了。
人既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年味就是人与人关系演变的结果。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节日当属过年，最大的仪式感就产生于年中。年节还在，仪式还在，但人与人的关系却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就体现在年味上。
如今的过年，不过是沿袭着一种传统的节日习俗。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是一种追思，一种对于传统的农耕文化的追思怀恋。这就像是在唱一曲热歌，最终总要换曲牌的。从这一意义来讲，年味的仪式感还在，庄严感和人情味却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文明的强力推进，随着人们对于天地人神的敬畏之心的逐渐式微，以往所有的神圣感都发生了变化，人的仪式感也有所消解。
可是，在现代文明的快节奏中，我们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仪式感？还要不要那种脉脉延续的人情拴系呢？我想，集体认同感，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它是维系整个社会的向心力。从这一意义上看，年节是中国人独有的一个文化符号、纽带，将炎黄子孙之间的联系，抽象成血浓于水的文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