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前草
到云南旅游，特意去蒙自和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参观。那简朴的教室、茅棚的宿舍、肃穆的墓碑，都在见证逝去的岁月；在这里，能零距离感受到坚毅卓绝、群星璀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华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南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长沙又遭日军空袭，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向南分三路前往昆明。闻一多教授等带领的男同学湘黔滇徒步旅行团，走了三千里路才赶到昆明，女同学们则由铁路进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此在昆明成立。这所高校，汇聚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的顶尖教授，也培养出大批高端人才。
尽管是战争年代客寓异乡，权宜教学，教授们依然一丝不苟。陈寅恪号称“教授中的教授”，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讲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没有多少学生能完全听懂他的课，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诸多教授去旁听。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朱自清教学一贯严谨，他开设了“文辞研究”选修课，仅有2个学生选修，但他仍然教得非常认真，因为没有教材，就搜集资料写在卡片上，上课时再抄到黑板上。
当时昆明物价暴涨，货币贬值，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普遍陷入困难境地。西南联大虽为三校合并，但清华校长梅贻琦被推举常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上也是他一人具体管理学校事宜。梅家有5个子女，生活负担很重，梅贻琦微薄的月薪只能撑半个月，吃饭往往都是辣椒拌着白饭，连青菜都很少。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想方设法填补家用，先是帮忙做围巾穗子，后来学了一手米粉碗糕的做法，就做起糕点，挎着篮子走45分钟的路程去售卖，还把糕点命名为“定胜糕”。闻一多家人口多、开支大，更难生存；为了全家人的温饱，闻一多迫不得已挂出招牌，兼职刻图章来赚一点钱；因为近视眼，就拿个放大镜刻章，长期拿刻刀，手也磨出了大疙瘩。不过闻一多仍然保持了文人傲骨，有些达官贵人请他刻印，他不屑一顾，倒是精心雕刻了一枚印章送给华罗庚。
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下，教授们仍不忘互相关心和帮助。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一家住在黄土坡上的一处猪圈、牛圈上的阁楼。他说：“猪马同圈，我与之同作息。”就这样，房屋也遭敌机轰炸而倒塌了。闻一多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来自己家中共居。闻一多腾出稍大一点的一间给华罗庚。由于中间没隔墙，闻一多只好挂几条花花绿绿的床单隔开。华罗庚幽默地对闻一多说：“闻兄，你在室内挂屏风，我们两家人好似住进宾馆了。”有人戏称隔帘是“特殊屏帐”。当时，华罗庚夫人吴筱元担负起沉重家务重担，跑好几里地买米买菜背回来；舍不得花钱买水，走很远的路自己挑回来；衣服大孩子穿完小孩子穿，全家的鞋也是自己亲手做。凭借这样的贤内助，华罗庚写了20多篇论文，还完成了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
因为条件艰苦，难以买冬衣御寒，朱自清就买了件赶马人穿的披毡，防风挡雨。朱自清就这么里面穿西装，外面裹披毡，奇怪的样子引得路人纷纷围观。力学教授周培源，住处离联大20余里，没有公路，无法坐车，他只好买了一匹马，每天早上骑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骑到联大。可以说是当时联大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学校食堂里吃的是“八宝饭”，饭里有谷子、红米，也混有石头子、老鼠屎，被大家戏称为“八宝”。
当时日寇经常轰炸昆明，敌机一来听到警报响就跑防空洞。躲避空袭时，教授们也以对联作乐。汪曾祺曾写过，某日日军空袭时大家都躲在防空洞里，一教授因倍感无聊便在土质防空洞中出一上联“闻机而动”，随后便有人对出下联“入土为安”，充分体现出当时教授们的达观心态，任泰山崩于眼前也能行你所行的从容、沉着和专注。南联大的法学院和文学院，曾在蒙自分校逗留半年。闻一多专心治学，整天把自己关在图书馆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给闻一多起的斋名是“何妨一下楼主人”。
西南联大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仅有3882名学生毕业，是历史上最穷困落魄的流亡大学。可正是从这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西南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为中国以及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它的存在就像流星划过：短暂一瞬却灿烂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