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院里的一树黄柿子，压弯了枝丫，让我想起香甜的暖柿来。
暖柿，是把略带黄红色、熟至八成的柿子摘下来，放入大锅内温热的水中，间断添火保持水温，两三天后就脱去青涩，脆甜可口。水里若放入桑叶，和刚抠掉籽粒的新玉米芯，再加适量白酒，甜得快，味更美。暖得好，还基本保持着原有鲜亮的皮色。柿子如果摘早了，没有变黄熟到，过于偏青，肯定得时间长些。
传说有一年霜降，小时候在外讨饭的朱元璋，发现一棵长在小村庄边的柿树上，结满红彤彤的柿子，爬上树一阵猛吃，才不再饥渴难耐。后来，再过这个村庄时，那棵树上依然挂满红柿子。他一时感慨万千，脱下红色战袍披在柿树上，并封它为“凌霜侯”。从此，便有了霜降吃柿子的民俗，流传至今。
其实，暖柿子没有多少诀窍，无非是要把握好水温，以手伸至锅底水不烫为宜。水温过高，柿子就会被“暖死”——外皮变色、开裂，不等完全脱涩就会发酸；水温太低，在锅里泡四五天，甚至更长时间也不能完全变甜，同样还会发酸。这是个耐心活儿，柿子下了锅，就得慢慢等，心急吃不到甜柿子。
当然，并非所有的柿子都能当暖柿来暖。在老家化庙，当年柿子不少，叫得出名字的就有水花、社里黄、四方、重台等好几种；但被大家公认最好吃的，还属水花和社里黄。暧出来，两种都很甜，只是个头略大的水花皮薄一些，容易变软，不好把握火候和时间。
母亲就是暖柿子的行家，那些技术要领，我就是通过她得知的。每年，不等柿子熟到，她就催促父亲夹回一些，抽空暖好放在家里。我们放学，或他们从外面干完活儿进门，都可顺手取一两个来啃，解渴，也能缓解饥饿。那年月，想吃水果就必须自己栽植果树；不比现在，只要手里有钱，什么都能买。
为补贴家用，父母常把暖柿用背篓背着，装在竹笼里担着，或两只胳膊弯一路轮换地挽着笼襻，步行十里带到当地的铁峪铺集上去卖。记得，价格由最早的一毛钱四五个、两三个、一两个……一路攀升变化。这几年，在集镇和县城里，秋季仍能见到笼子里摆于街头售卖的暖柿。价格通常是一元钱两个，相当于以往的十倍以上。
记不清曾有过多少次，去铁峪铺帮大人卖暖柿了。虽然，出山沟，走国道，一路上免不了要一再替换他们，背上几十斤重的柿子，我却很乐意跟他们一起去赶集。卖了柿子，我除了能吃到一根冰棒，或一碗凉粉，有时还能额外得到父母赏的几角零花钱。趁他们离开，由我看摊子的机会，偶尔还能“贪污”几角钱，悄悄装进口袋里，买自己喜欢的零食。
有一回，早饭后父亲担着两筐，我提着半筐暖柿，在街边摆到罢集人散，也没卖掉几个。那一次，是因母亲在锅底塞上柴又去忙别的事，耽误了锅里的柿子。等她想起时，不少柿子已经开裂变青，涩味到底也没有脱尽。也难怪，摆在街上半天少人问津。 我说：“扔了吧。”父亲铁青着脸，没吭声，仍然塞给我几角钱。他自己，只在附近的小饭馆讨了一碗面汤喝了，担着剩下的柿子回家。我跟在他身后，路上没说几句话。
有时候，大人们实在太忙，馋嘴的孩子就把尚未熟到的青柿子摘下，一一埋入河沙里；等一周左右再扒出来，就几乎没了涩味。这种办法，小时候我们都会，却不知到底是谁教的谁。我想，这大概是最原始的方法。在锅里热水暖柿子，应该是受此启迪才有的吧。只不过，味道明显比锅里暖出的要逊色不少——甜味偏淡，还带有一种沙腥味。饥饿时吃一两个，倒比饥肠辘辘要好得多。
居住在县城十多年来，老家的木门一直上着锁，房前屋后杂草丛生，高过人头。那些桃、李、梨、杏、枣，及苹果、沙果、柿子、核桃、栗子，再无人去管，全被荒草围困，害虫作祟，自生自灭，多数已相继死去。李梅、沙果近乎绝种，挂果的寥寥无几。房后的几棵社里黄，隔几年倒还有零星的挂果。前年我还曾回去，用竹竿夹了一些。毕竟太少，懒得反复烧锅，带回县城后蘸了白酒封藏在塑料袋里，几天就脱涩变甜。属猴的我，过去爬树的本领真不比一只猴差多少；而今，人过中年，面对大树上的核桃和柿子，却只能站在地上望树兴叹。其实，类似夹柿子、打核桃的事，对于离乡在外的人而言，不过是一个借口。看一看那日渐低矮的老屋，亲近最初生养的故土，才是未说出口的理由。
今年几次回老家，脚步匆匆，都未曾去坡上走走、看看。那几树柿子，不知是否还像往年那样结出诱人的果子，等着我们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