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涛
四十年前的故乡，各家各户的房子大致相同，进门都是两边三间的厦子房，但房间里的顶棚却大相径庭。
我们那儿把顶棚叫仰棚，意思差不多，顶棚也就是仰起来看。人口少的、条件好的家庭，能请来木匠吊个平平整整的顶棚。吊顶棚，先用木条钉成一个个四方框，框上密密地钉上薄板，而后用黄土和泥抹好；等干透了，刷上白灰就好了。那时候，谁家要是能吊顶棚，真是叫“棚壁”生辉，全村人都要前去瞧瞧，也会高看一眼。而与之相反的，就叫黑顶棚。所谓黑顶棚，就是没有顶棚，抬头望，直接是房架子；时间久了，烟熏火燎，自然黑咕隆咚的。时间长了，蜘蛛网粘着一缕缕黑灰，人吃饭时都怕掉进碗里，睡觉也担心蛛网落下来粘在脸上。
我家老屋的顶棚，既不是吊的，也不是黑顶棚，而是用报纸糊的。糊顶棚一般要用大张的纸，家里没有，就平时收集或向条件好的亲友要一些。父母曾经是民办教师，在学校积攒了一些报纸，糊顶棚就派上了用场。糊顶棚一般赶在春节前，先用开水烫面粉烧成糨糊，烧制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不能太稠。然后将笤帚绑在一根长木棍上，趁着劲扫扫积灰，清理清理蜘蛛网。随之搭好梯子，用新刷子刷上浆糊，将新报纸一张张糊到旧报纸上就好了。顶棚需要常糊常新；有时候，顶棚偶尔被老鼠咬破个洞，父亲就架起我，我坐在他的肩头，手举着刷好糨糊的报纸，发号施令指挥父亲往东、往西，然后时不时喊停，摇摇晃晃地就把顶棚窟窿糊住。
每年糊顶棚，全家就得齐上阵。糊顶棚，就像一个必须人人参与的家庭仪式，不仅让人充满了对过年的期待与憧憬，而且也营造出浓浓的家庭文化气氛。全家忙完之后，一个个抬头望着糊好的报纸顶棚，似乎满屋子都飘荡着油墨香。当时，小小的我对于报纸顶棚，则充满了更多的不寻常的情感，久而久之看着报纸顶棚，忍不住从字里行间探索报纸里的大千世界，也在潜移默化中让我早早学会了认字。那时候，农村的夜晚生活很贫乏，我枕着妈妈的腿，要么听故事，要么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仰头看顶棚上的大字，跟着念“五讲四美三热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也不知道是好奇激发的学习劲头，还是从小就喜欢学习，每天晚上我就缠着父母，看顶棚学认字，每晚能认下三五个字。一段时间后，我便差不多把顶棚报纸上的大字认全了。白天割猪草的时候，我便向同伴们显摆：“谁帮我割草，我教谁认字。”
好为人师，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教师家庭里带来的“基因”。那时候，我自己学会了，就顺势在同伴们中间当上了小老师，领着他们回家，骄傲展示自家顶棚的汉字画卷。看报纸顶棚认字，如果是白天还好，大字能看清，晚上就不行了。好在父亲拿回来一只手电筒，打开它，灯光就会从圆柱形透出来，瞬间照亮了顶棚报纸上的字，雪亮的光柱在字海词山中移动，我们像看电影一样兴致勃勃。一个站在炕上认真教，下面一群孩子齐刷刷仰头看顶棚仔细学:“《小草》《我爱你，塞北的雪》《在希望的田野上》 ……”后来，顶棚上的大字学完了，也教完了，我们便开始找小字。一个个仰头看得脖子发麻、眼睛发花，就有人泄气：“不好玩，不学了。”我们只好想别的办法。
想来想去，我们开始玩找字游戏。比如，我说出棚上报纸的一句话，让小张在三分钟内找到准确位置，输了给脸上贴纸条。有时候，找字需要站起来够着指。站起来，再坐下，坐下再站起来，也挺累人的。虽然累，但却很快乐。尤其上学后，因为识字多，老师对我特别好，还让我当上了学习委员。
报纸顶棚，是我童年的最美天空。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故乡的老屋早已经拆迁了，从厦子房到平房，再到拆迁安置的小洋楼。顶棚也“与时俱进”，变成了各种“扣板棚”：石膏棚、铝塑棚、钢吊顶……有的更新潮，不吊顶，不刷白，直接“黑”顶，显得简约而时尚。
望着新时代的顶棚，我心里几多感慨，又几多怀念。